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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

1923—1925年间，梁启超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总结清代学者的成绩时指出：“清儒所治乐学，分两方面：一曰古乐之研究，二曰近代曲剧之研究。其关于古代者复分两方面：一曰雅乐之研究，一曰燕乐之研究。关于近代者亦分两方面：一曰曲调之研究；二曰剧本之研究。”同时，他还在文末赞誉了当时的王国维（时著《戏曲考原》等）、杨宗稷（时著《琴粹》等）二人在音乐研究上的贡献。而在其时稍早的几年，萧友梅已经完成博士论文《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并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叶伯和已出版《中国音乐史》，杨荫浏编出了《雅音集》……依梁任公所论，清儒“乐学”秉承的是中国古代一贯的治学传统，到了王国维、萧友梅时代，中国的音乐学得以焕发新颜。20世纪早期的中国，国是艰难，学者们却开创了现代学术，其功甚伟。时至今日，历程百年，学界探讨“学科传统与创新”，十分必要。笔者不揣鄙陋，就中国音乐学研究观念的变迁发表一些浅见，抛砖引玉，就教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