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学的建构路径

　　张柏然（1943—2017），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英语语言文学界资深学者、著名英汉翻译理论家、双语辞书编纂家，1943年出生于江苏武进，196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并留校任教，此后曾任职于泰州红旗农场、连云港陇东中学、连云港市教育局，1976年调回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翻译协会会长、南京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教研室主任、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张柏然先生学术造诣高深，在构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英汉双语词典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均有很高建树和重要贡献。他主编的《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开创了我国语料库辞书编纂的先河，被誉为“中国的‘牛津’和‘朗文’”，影响深远。《新时代英汉大词典》曾获江苏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语言学类）二等奖、中国出版集团优秀辞书奖等。他热爱教育事业，专业功底深厚，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突出，深受学生爱戴，曾被评为南京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和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导师，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英语专业人才。

　　张柏然

　　东方神采

　　近代以来，翻译作为中西文化对话的载体与表现形式，成为中国引进西方现代文化与文明观念的最便捷途径，它将西方近代学术上的各种新成果带入了中国。经过西学洗礼，中国学界对于世界、历史发展、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界万事的看法都有了巨大改变。

　　其间，一种以西方文化为价值取向标准的思维方式，在学界悄然建立起来。有学者指出，20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试图用西方的理论、概念、模型来解释中国。与此同时，西方译学观念及其话语体系大量涌入我国译学界，在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提供新视角、带来新启示、开阔新思路的同时中，这些观念及话语在很多研究者心中，逐渐被奉为最高的学理依据，被拿来分析、研究中国翻译现象，“借鉴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直接挪用或移植。这种趋势几乎造成中国翻译学的“失语”。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下，张柏然教授明确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在当时的国内翻译界，这一主张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洋溢着卓越的思想前瞻性——

　　作为一个现代大国，中国是不是要在翻译理论建设上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翻译学学术话语体系，这是翻译界的一大时代课题，值得我们深而思之的。

　　中西融通应该首先把中西译论的相似点、相近点找出来，加以比较、沟通，然后形成互补局面。中西译论只能是相似、相通，而不能是相同。如果我们把这些方面找出来，形成互补，就达到一种交融的境界。

　　要使我们的翻译理论体系具有中国的优势，必须重视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智慧，要养成我们中国式的人文情怀、文化姿态和叙事方式，直接进入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体验和思辨出具有自己文化专利权的原理、原则。然后对东西方的原理、原则进行互相参照，互相贯通，相同的东西通之，不相同的东西比较之，在参证比较中得出更加深层次的结论。

　　重建中国译论，至少有这么几条道路可以探索。第一，以现代观念去整理中国的译论遗产，探究中国译论的现代价值与意义。第二，以创造性思维对西方译论流派进行变异，在世界译论流派史上刻上中国的名字。第三，以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去整合西方片面精确的译论，使之在更高的文化层次上得以整合与优化。

　　建立中国翻译学，我们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从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现实出发，从汉-外、外-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实际情况出发，描写翻译实践过程，展开翻译理论研究。

　　——摘自张柏然著《译学研究叩问录》

　　世纪之交，张柏然教授始终坚持向内用力，致力于从中国传统智慧中寻找新时期翻译学的学术生长点。他联合境内外一批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在《光明日报》、香港《文汇报》和世界顶尖翻译学理论杂志META上发文，倡导在多样性的世界文化中发展中国译学研究，清晰描绘出中国翻译学的建构路径——对一些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翻译学经典进行现代性的“还原释读”，从其文化精神的内核中，迸发出具有中国现代特色的译学理论，同时对极其丰富复杂的中国翻译现象进行系统搜集、整理、考订和理论把握，即“现象统观”，从而建立起一种具有东方神采的“感悟翻译哲学”，在西方译论走向形式科学的同时，促使中国译论走向生命科学，创立一种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的“文化——生命翻译诗学”。他明确指出，翻译的本土经验，尤其是民族审美经验应该受到重视，这是翻译学“主体性”的立身之本。

　　面对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凌厉的异域文化，中国翻译学应该以汉民族语言文化为立足点，挖掘、发扬中国传统译论的长处；运用西方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对传统译论进行改造和升华，从而生成既蕴含中国丰厚文化内涵，又融合西方研究方法优点，而且体现了时代精神和风貌的新型翻译理论。

　　中西融通

　　中国翻译学的“中国特色”不仅在于用中国人自己的目光与观点来阐释中外翻译现象（尤其是文学翻译现象），还应当能够连接被忽视甚至中断了的古代翻译理论传统，从古代译论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摄取那些具有生命力的观念，激活那些并未死去的东西，使之成为新的译论的血肉。在张柏然教授看来，有着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是多种多样的，对精神现象的大一统、单一化的理解一旦破除，翻译理论就显出其自身的多姿多彩，加上各种学派的理论竞相争妍，就会显得更加绚丽斑斓。

　　我们于21世纪重新谋划中国翻译学的原创性时，不能不首先明晰地意识到自己的主体身份和中国立场——这是中国学术获得原创性的前提。我们必须在吸收中外古今译论的基础之上，创建起一套具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创新的规范、术语与观念系统，才能随后恰如其是地阐释本国翻译与外国翻译现象。

　　中国翻译学的“中国特色”并不含有排他性，而仅表示有关的理论和方法扎根于汉语语言和包括文、艺、哲、美等在内的文化事实基础之上。构建中国翻译学既要立足本位，也要参照外位，既要注重共性，也不能忽视特性。世界翻译学也期待着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的新流派，呼唤导源于中国学术传统和文化语言土壤的新思想。

　　在长期的理论思辨和不辍实践中，张柏然教授深知，翻译学在本质上不是一类以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为前提，以事实发现和知识积累为目的，以严密的逻辑体系为依托的科学活动，而是一类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科学或文化科学。任何一个文化大国，在建设自身翻译理论体系之时，都要以本国翻译经验作为最基本的认知材料，作为整个知识体系的骨架和网络。

　　中国的文明过程，中国的文化材料，才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也是中国翻译理论原创性的根据所在。因此，中国翻译学界应当以本民族的文化和译论资源为依托，凝聚、生发出具有民族特色、大国气象、大国风范的现代译论。

　　其中，“中西融通”与“古今沟通”成为关涉中国翻译学前途与速度的重大问题。“中西融通”以理论创新为目的，是对中西翻译理论中共同性、互补性的东西进行融通，从而提出新的范畴和新的理论。“古今沟通”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要深入中国古代译论宝库，悬置前人见解，读出真切体验，将古人散金碎玉式的论述用现代理性眼光连缀起来，给古代译论建构一个理论语境，并加以适当阐释，从而建构出现代性的翻译理论。

　　虽被冠以“特色学派”，张柏然教授对于翻译的认知，却从未偏执于一端，他在多篇著述中强调，中国翻译学“主体性”的建立不能通过对西方翻译学的形式化拒绝来达到，只有深入到西方翻译学的核心，充分了解“他者”，才能清楚确立“自我”，既不能奉“西学”为圭臬，也不能以“中学”排斥“西学”，而是要既突出翻译理论的中国特色，又不刻意抹杀翻译活动的普遍性特征。

　　“中西融通”之意，即把中国传统译论擅长的综合感悟与西方译论擅长的逻辑推理相结合，只有从中西译学比较入手，借助于“他者”的参照，由外在比较达于内在超越，促进中国译学实现其古典形态的现代转换，从而在中西对话中，重建关于译学的价值理解，重建一种具有更大圆周的话语和意义系统。

　　毕生穿越在中西文字、文学、文化之中，张柏然教授始终倡导，中国翻译学建设应该“坚持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中华民族的文化和译论资源为依托，古今参互，中西融通，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范、中国气派的翻译学话语体系。

　　这是一份未竟的事业，我们应该把它坚持做下去，做出成果来。这一定是张先生最希望的。

　　（辛红娟，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徐薇，长沙学院讲师）

　　《光明日报》（ 2018年06月11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