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散文在法国的翻译与研究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国际汉学》总第16期，第40—50页。车琳教授在此文中详述了明清散文在法国的翻译与研究状况，内容涉及马古礼、班文干及艾梅里等当代汉学家。本文节选部分只涉及明代散文在法国的翻译与研究，全文内容敬请阅读纸本。

　　在法国汉学界，译介中国古代文艺性散文成就最大的当属曾任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图书馆馆长的俄罗斯裔法国汉学家马古礼（Georges Margouliès，1902—1972）。他的译作被收入《中国古文选》（Le Kou-wen chinois. Recueil de textes avec introduction et notes，1925）中，又有专著《中国文学史（散文卷）》（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Prose， 1949）对从先秦到明清的中国历代散文的发展演变进行详细梳理，从中可见他对明清两代散文的主要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及作品的译介。至20世纪下半叶，法国新一代汉学家对明清散文研究比之前其他历史时期的散文研究投入了更多的兴趣，取得了相对丰硕的成果。

　　《中国古文选》

　　明代散文在法国的翻译和研究

　　中国传统散文在中唐和北宋达到繁盛，在经历南宋理学时代和元代停滞阶段之后，明代散文继往开来，在复古和创新之间徘徊，峰回路转之间展现了一些别样的文学风景。

　　1. 明初散文

　　明朝初年政权稳固后，文坛上出现了一派反映元明之际社会现实和人们思想状态的作品，它们以明初诗文三大家——宋濂（1310—1381）、刘基（1311—1375）和高启（1336—1374）以及宋濂弟子方孝孺（1357—1402）的作品为代表。马古礼译过宋濂的代表作《阅江楼记》和刘基《司马季主论卜》，着重介绍了后者：“刘基是他所处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11世纪之后最优秀的中国作家之一（……）就禀赋和文采而言，无人能出其右。”由于马古礼本人对六朝诗赋的偏好和对艺术性散文的欣赏，他对刘基评价甚高：“可以说，他属于擅长在散文中挥发诗意的最后一代文人，同时也善于在诗文中融入渊博的学识，并且他能够师法古文典范，是六朝之后最接近先秦古风者，颇得屈原和庄子之遗风。”马古礼统计了刘基著有格律诗1188首、乐府诗325首，除《郁离子》和《春秋明经》两部文集之外还有261篇散文短章。他对刘基辞赋颇感兴趣，认为八首赋中有五首属于骚体赋，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怨愤精神上都与屈原一脉相承，进而对此进行了细致分析。在辞赋之外，以寓言说理讽世的杂文集《郁离子》最得马古礼的欣赏：“这是一部完全具有古典风范的作品，它所蕴含的哲理和阐发哲理的方式都与先秦诸子百家的文集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时彰显生动而独特的个性，摆脱了简单的模仿。”另一部文集《春秋明经》则被认为与《国语》和《战国策》风格近似。此外，马古礼发现刘基在序跋文、论说文、散记等常见体裁中同样体现了一流作家的语言艺术，可以与欧阳修和曾巩的文章相提并论，由于他在思想和文风上都与前辈接近，因此将二人各自的优雅和准确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此外，刘基的名篇《松风阁记》被法国当代汉学家艾梅里（Martine Vallette-Hémery）翻译选入中国风景游记散文集《风之形——散文中的中国山水》（Les Formes du vent—paysage chinoise en prose）中。

　　艾梅里翻译的刘基名篇《松风阁记》入选中国风景游记散文集《风之形——散文中的中国山水》（Les Formes du vent—paysage chinoise en prose）中

　　马古礼准确地观察到由元至明的文风演变：一是自南宋至明初理学之气的盛行，二是明初文人着意于传统的恢复。马古礼认为刘基的作品虽然亦有时代的痕迹，但是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不受流弊影响。他虽然并未完全脱离宋元理学的轨辙，但这并没有遮掩其个性的光华，那就是在生动形象的叙述中展现出来的洗练明畅与瑰丽雅致并重的风格。一般的文人在模仿中难免因袭前人，而刘基虽然也师法古人，但是终能摆脱昔人窠臼，别出新意。因此，马古礼提到，元代文人虞集（1272—1348）或欧阳玄（1274—1358）固然不乏才华，却师仿有余而创新不足，与他们相比，刘基的作品体现了更多的个性色彩和更高的艺术价值。

　　也许由于资料所限，马古礼对于“明初第一才子”——高启只字未提，在靖难之变中因拒绝为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而惨遭杀害的一代名儒方孝孺引起了他的关注。早年，他翻译过方孝孺的《深虑论》，在其身上看到“经学和道德教化并不只停留在学识层面，而且根植于心”。他发现方孝孺的作品中诗作数量相对较少，而文章较多，多为谈议古今的史论与政论，而且“题材与风格如此文如其人的实为罕见”。他指出方孝孺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文人，“忠义思想对其熏陶之深，以至他的作品风格也与为人风格完全一致：尽管言辞质朴，却庄重而深刻，虽不刻意追求韵律，却善于在长句中运用对仗以增强说辩的效果。这种雍容大度的风格颇有古代文士之范”。马古礼认为方孝孺的文章有庄重之气，缺乏诗意的抒情，不过“方孝孺身上自有一种正义之气，因此当他论述到仁义气节之时总是可以情怀悲慨令人动容”。在任何体裁中，刚正不阿的方孝孺在主题与风格上都保持一致，那就是“道德思想的阐发，而且说理缜密周详，言辞通达晓畅，正是古文改革所希望达到的文风”。在马古礼看来，方孝孺应该是代表文以载道的典型中国文人，不过，他的文章中并没有虚伪的道学家面孔，而是道文并重。

　　在马古礼对中国明代散文的考察中，有些内容可能会因资料有限或个人审美趣味而未予以充分篇幅进行阐述，例如明初散文中以歌功颂德为主题、以雍容典雅为风格的“台阁体”没有得到具体阐述，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文学也未有提及。然而，马古礼笼统地指出了明初文坛的一些流俗：摹拟变成了因袭，文辞畅达，但是文出一辙，关乎教化，缺乏个人特色和新意。他敏锐地感觉到这一阶段的中国散文发展状况与法国17、18世纪之交的古典主义文学创作颇有几分类似。从另一方面来看，马古礼也观察到一些中国学者没有关注的细节，例如，他注意到明朝散文中书信体的流行，而且从跨文化角度将之与书信体同样流行的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法国文学进行类比。

　　在这两个国家（相应的历史时期），都出现了文学创作形式的完美化倾向和创造性的逐步退化，对自然世界的疏离和启发性灵感的缺乏，对抽象理念和笼统言辞的爱好。这样的特点容易产生理论性、知识性和评论性著作。由于创造性写作具有难度，那么以熟稔的技巧对生活性事件进行描述、对日常谈话和思考加以转述，便促成了书信体的流行。

　　马古礼的这一番观察和点评颇有道理：法国17世纪后半叶古典时期理性主义盛行，文学创作的清规戒律应运而生。中国宋元以后儒家理学已经确立统治地位，唐宋古文运动的成果也已普及。在统一的思想和规则下，当然就会产生风格相对统一的文学作品。虽然相隔时空和文化背景，不过从文学创作活动的内在规律来看，二者确有一定可比性。马古礼对中国文学的考察也因具有了这样的比较文化视角而体现了独特的价值。

　　至21世纪初，班文干（Jacques Pimpaneau）教授编写的《中国古代文选》中选录了此前没有被翻译的一些明初散文名篇，其中一些篇章是复古派之外的一些散文作品，而且大多具有一定的故事性，例如宋濂《秦士录》和《尊卢沙》两篇，刘基文集《郁离子》中《工之侨献琴》一篇。

　　2. 明中期散文

　　明朝中期的全才儒者王守仁（王阳明，1472—1529）传世影响深远，国内学者通常更重视其哲学和思想成就，而马古礼对其文学成就也有所研究。据其统计，王阳明诗作不多，文章有577篇，其中半数是公文，三分之一是关于时事的议论或书信，还有其他各种文体和少数骚体文赋。马古礼尤其关注到他的文章中书信数量较多，体现了时代特色。除了博学和道学之气外，马古礼认为王阳明的文章也颇有独创性，那就是虽然用词平易，但是往往通过词语巧妙搭配的句式达到生动的效果。在马古礼看来，明代行文的特点是多使用长句，偏离古文的精练；而王阳明则化缺点为优势，善于使用虚词和赘词，利用长句制造出起承转合的感觉，达到更好的叙述效果。“因此，王守仁最终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条道路，把句式结构的散延转化为优势，使句式表达更加生动丰富。”另外，马古礼认为王阳明具备非同一般的观察力，擅长在日常生活场景中捕捉具有意义的细节，用以阐述和佐证他所要表达的抽象道理。这也是许多明朝文人的特点，即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他们更多地关注和表达现实世界和日常生活。王守仁的《尊经阁记》和《瘗旅文》曾经被马古礼翻译到法国。

　　明朝嘉靖年间的唐宋派得到了马古礼的关注，被认为是“融合了韩愈以来的古文运动和南宋朱熹理学的双重影响”，他们“又一次提倡恢复古文，以韩愈为师，认同朱熹的思想，以学识和载道为原则，在散文中排斥任何诗性。这种诗文分野的做法并不妨碍他们效法王阳明遣词造句以达到长句叙述的效果，而简雅生动也就成为他们最主要或许是唯一的优点”。马古礼虽然认识到唐宋派文论中文学与理学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像一些中国学者那样强调唐宋派文论得力于阳明心学，而更敏感于二者之间字句章法的传承关系。

　　在嘉靖三大家中，马古礼对唐顺之（1507—1560）和归有光（1507—1571）进行了研究。他曾经译有唐顺之的《信陵君救赵论》，介绍了唐顺之的文集中收录363篇文章，数量不算多，体现了作者对文章质量的追求。唐顺之的散文作品中几乎没有赋文，这一点可能导致马古礼对唐宋派产生不重诗性的看法。而唐氏散文中有近半数是书牍文字，再度引发了马古礼对于中法两国书信体裁的类比思考。他“最擅长的题材当属那些关于历史、文学和道德的评论，他的大多数序跋文、书信和论述文都以此为题，体现了他的博学多识、说理周详和思考缜密”。但是，“这些言论往往是重复古人思想，并没有新意”。马古礼认为唐顺之喜好长句，但是文风平易，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字句上都以拟古为宗旨，持守甚坚，而问题就在于唐文尽管“有文法、有文理、有道学”，但在“摹古之中缺乏个性、情感和诗性的体现”。对于外国汉学家的这一评价，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其中的中肯之处，即继承传统的过程中如何表达时代精神和个性色彩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唐顺之在其“本色”文章主张下还是撰写了一些情理并至、率意信口之作，主要体现在他的尺牍文字中，但是平实之笔可能导致内在的情趣被忽视。

　　归有光的散文通常被认为代表了唐宋派的最高成就。马古礼认为，与唐顺之相比，归氏散文更加“色彩盎然”，更具“谐韵”，更加“细致”和“传神”。不过，这种差别只是“因气质不同而外显，从本质上说，他们共同遵从道学理念、师法韩愈、重视经学，因而文章矩度并无二致”。具体而言，他们的作品富有经学气息，语言以清淡朴素见长，书写自然和抒发诗性不足。马古礼在归有光的文集中清点出序跋、笔记、碑状、书信等共775篇，其中书信232篇，并总结出他的作品体现了个人及其所处时代文学创作的如下特色：其一，他在文字中更多地“谈论个人生活与人之常情，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平常细节和场景，并以简洁生动的语言加以呈现”；和王阳明一样，他擅长“以生活实例来佐证抽象的哲理”。其二，归有光善于叙事，例如他撰写的《张贞女狱事》等系列作品“颇似欧洲的短篇小说，细节简练而情节跌宕”。国内亦有学者称归氏作品有“小说气息”，可见英雄所见略同。马古礼进而指出，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创作素材和散文叙事化的倾向可见于当时不少文人笔下，乃至成为明清作家的普遍的创作趋势。究其原因，马古礼认为，他们对自然的静观和情感抒发有所弱化，与此同时，儒家理学引导他们更多地关注日常人伦，因此体现在文字中，叙述成分增多，而描写自然的成分减少。其三，与叙事风格相辅相成的是，归有光的文字句式更加灵活多变，富有动感，更重视描述情节而不苛求文字韵律。马古礼认为从个人阅读经验而言，归有光吸收了《史记》和《春秋三传》的养分，这与国内学者称其所作“有《史记》风神”大体一致。总之，归有光“以平易自然的文章风格表达个性”，并且“提倡文学要表达民众的疾苦和心声”，“他的一些充满生活气息、风格朴实自然的题跋、书牍和笔记可以与韩愈的上乘文章媲美”。

　　关于明中期散文的翻译，还可以提及马古礼所译明代著名谏臣杨继盛（1516—1555）之妻张贞所书《请代夫死书》以及艾梅里所译马中锡（1446—1512）的《中山狼传》、归有光的代表作《项脊轩志》等。

　　3. 晚明散文

　　在唐宋派之后，马古礼将关注的目光转移到晚明的公安派上。需要指出的是，他在研究明代散文的表述中一直不曾使用这些流派的名称标签，但是对某一群体作家所体现的文学主张和风格是有清晰认识的。所谓公安派的代表人物是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和袁中道（1570—1626）兄弟三人，其中“袁宏道为主将，其禀赋与成就远在其他兄弟二人之上”。“这位不拘格套的多产作家以反对过分复古蹈袭的面貌出现”，马古礼认为内容和形式上千篇一律的复古派必然不能延续下去，袁宏道等一类主张“独抒性灵”的作家的出现是文学发展的自然规律。“在袁宏道的作品中，很难发现摹拟因袭，他似乎喜欢自然流露天性，任情自适（……）这种不落窠臼的主张使得他能够展现自己的个性，文字也不乏诗意流露。”马古礼从明朝末年社会动荡的历史背景和袁宏道本人所受禅佛思想的影响来解释他以性情抒发来逃避痛苦的社会现实。在文字特点上，“袁宏道常用长句，灵动俊快，活脱鲜隽，偶尔也有爱奇尚异和幽曲僻涩之处”。此外，与大多数国内学者只强调公安派反道学色彩不同，马古礼从一个外国学者的旁观立场发现袁宏道的性灵文章有其相对性，“归根结底，他也是时代的产物”，“同样喜欢论儒义理”，终难逃脱传统道学的藩篱，“因此这种反驳是表浅的，而且是注定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到明朝末年再次回归正宗古文，最终确立了“尊经复古”的思想。马古礼言之不详，一笔带过，大概指涉的是以张溥、张采为代表的复社，并顺便提及他早年译过张溥的《五人墓碑记》。此外，马古礼还译有许獬（生卒不详，约1616年前后在世）的《古砚说》。

　　应当说，相对于之前中国留法学人徐仲年所著《中国文学通选》中明清散文的缺失，马古礼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散文研究具有突破性贡献。就明朝散文而言，他的论述能够呈现出主要发展脉络，对于从明初到明晚期的文学流变和主要代表人物有准确的把握，不过总体而言还是停留在轮廓性的描述，难免遗漏，考察有失全面。比如，晚明的竟陵派未被提及，或许是因为清朝桐城派对其的批评延宕至民国初期，因而导致马古礼未能有机会接触和阅读这一派别作家的文集。他对公安派的先声李贽（1527—1602）也未有只言片语，至于明末公安、竟陵的派外别传张岱（1597—1679）之作更是没有进入马古礼的视野，这或是因为他有意将之纳于更宽泛的风格流派而未作细分，或是因为资料有限而未有认识。而班文干选译的李贽的三篇杂文《赞刘谐》《题孔子像于芝佛院》和《童心说》充分反映了“童心说”代表人物李贽反对道统文学、提倡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主张。

　　所幸的是，前辈未竟之事得以后续，至20世纪末，中国明代散文得到当代法国汉学家的更多关注，有一些作品被翻译成法文。著名翻译家谭霞客（Jacques Dars，1941—2010）于1993年翻译出版了游记散文集《徐霞客（1587—1641）游记》，列入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认识东方”文丛。这也是被翻译成法文的第一部明代散文集。著名汉学家桀溺（Jean-Pierre Diény，1927—2014）指导其学生开展明代文学的研究。艾梅里的博士论文《袁宏道作品中的文学理论与实践》（Théorie et pratique littéraires dans l’oeuvre de Yuan Hongdao， 1568—1610）在其指导下完成于1979年，并于1982年出版。在这部专论中，作者首先介绍了晚明时期中国的历史、社会、政治和宗教思想背景，而主体部分则是主题研究，阐述了明代文人的“复古思潮”，而在“文学与自我”的标题下，作者所要探讨的其实是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文论核心——性灵说与趣。尽管这两个关键词因其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且复杂含义而经常被以拼音方式直接表达，但是它们所表达的对人性、个性、自由的认识，书写自我真情以及淡化道德说教色彩的文学思想和生活态度更容易被西方读者接受。作者还结合作品分析了这一文学理论在袁宏道小品文中的实践和体现。最后一部分则更强调美学层次的文学实践，如散文语言如何替代诗歌语言抒发性灵以及自然山水在文字中的表现。这部优秀的学术专著对于了解中国明代文学具有开拓意义，因而于1983年获得法国汉学界的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之后，艾梅里选译了袁宏道的代表作，题为《云与石》，并于1997年出版。此外，艾梅里还翻译了袁中道《爽籁亭记》《西山十记一则》等三篇散文并收入了中国游记散文选集中以及传记文章《徐文长传》和体现其文学创作思想的《文漪堂记》。她还翻译了洪自成的《菜根谭》和屠隆（1544—1605）的《冥寥子游》，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出版，成为成就最大的明代文学研究专家和翻译家。与《菜根谭》在中国一度流行的情况相符，其法译本在初版之后也于2002年和2011年再版，说明这部语录体散文的传播范围已经超越法国汉学界，而成为大众读物。桀溺教授的另一位学生布里吉特·特布尔-王（Brigitte Tiboul-Wang）于1991年完成了以张岱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张岱〈陶庵梦忆〉：一部中国艺术散文杰作》。这部论文并不探讨理论，其特点是侧重文体分析和译述并举：第一部分完全从文体修辞角度对所研究作品的句式和比喻、拟人、重复、排比等修辞格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意在展现这部明代文学作品的语言魅力和艺术表达力。由于此前《陶庵梦忆》并没有法译本，因此仅有第一部分的论述会有空中楼阁之嫌，于是第二部分便是论文作者提供的选译篇章，共59篇，它们成为第一部分论述的基础。这两部分相辅相成，完成了一份可信的张岱作品研究。布里吉特·特布尔-王继而补充翻译了《陶庵梦忆》的其余一半篇章，1995年全文出版，列入伽利玛出版社“认识东方”丛书。而张岱的《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庞公池》和《西湖梦寻》中散文名篇被选入艾梅里的《风之形——散文中的中国山水》散文集中。

　　（车琳：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