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荀子与中华经典研究

　　［澳］李瑞智（Reginald Little） 著

　　李书仓 译

　　译者按：《21世纪的荀子与中华经典研究》（“The 21st Century Study of Xunzi and the Chinese Classics”）系澳大利亚资深外交家、国际儒联副会长、中西比较文化学者、前邦德大学教授李瑞智先生于2013年在山东举办的一次国际儒学研讨会上的英文发言稿（目前尚未公开发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作者通过比较研究认为，两千多年前荀子生活的战国后期经秦到汉朝建立的时期与当今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文化传统的角度，作者认为士人、君子、圣贤、文明的中国-东南亚模式正在兴起，理性、科学、变革以及进步的盎格鲁-美利坚模式正在衰落。同时，作者发现，与《论语》《道德经》《易经》一样同为中华经典的《荀子》研究尚未引起国内外研究者应有的重视。荀子作品具有中国古典文献中鲜有的探索性、反思性和分析性。荀子在人类面临重大挑战、各方均在寻求变革、社会发展高度不确定时期发现并明示的根本性问题具有紧密的时代关联性。

　　国际儒联副会长李瑞智（Reginald Little）

　　一、概述

　　30年来，伴随着全球变革，中国民众重拾对古典及历史文献的兴趣。而在国际上，盎格鲁—美利坚权威日渐式微，新的全球秩序正在形成，因此，将两千多年前古代中国的战国末期和当今世界的相似之处做一个比较，将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很可能中国早期的伟大思想家，比如荀子，其作品将会被研读以指导应对未来的各种问题与挑战。

　　亚洲之外，很少有人意识到可以用中国这种独特的传统智慧去启发当今社会。此外，西方思想中的某种危机意识使得西方列强的混乱和没落看似无法逆转。从根本上来讲，西方思想来源于抽象、理性及希腊哲学的信条。然而，近几个世纪以来它已经服从于一种肤浅的企业帝国主义金融优先权，《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和西方经济的解体》（The Failure of Laissez Faire Capitalism and Economic Dissolution of the West，2013）已对它的没落进行了明确而又详细的阐述。

　　The Failure of Laissez Faire Capitalism and Economic Dissolution of the Westby Paul Craig Roberts

　　不管领导的角色需要多么谨小慎微，中国不得不扮演这样的角色以平复企业帝国主义文化造成的诸多伤害，尤其是对自然环境和有机生命形式而言，更应如此。科学农业、合成药物和加工食品系统无处不在的发展已经对它们造成了伤害，各式各样的挑战终将使双方文化、教育准则以及传统方面的主要差距浮出水面。

　　在此背景下，荀子著作强有力的推论性、反省性和分析性等得以凸显。首先引人注意的是这些与中国古典文献有着某些共同特征的作品，比如《论语》《道德经》和《易经》。它们的风格也很独特，少了些暗示性，多了些确凿性，这对西方读者有巨大的吸引力。翻阅几章便知它们有一种独特的权威性。当中国的领导者期待用他们自己的文化去解决盎格鲁—美利坚几百年的全球秩序及其独特的企业帝国主义遗留下的棘手问题时，这些章节强调的品质可能具有特别的相关性。

　　基于上述思考，我选择了第1、2、16、17章进行读解，其中有两章重点讨论社会成员的养成教育，一章讨论社会集体艰困时期的现实需求，还有一章定义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赋予”以及人类社会所应有的对于自然的“敬畏”问题。也许有人认为其他章节更加重要，但是这几个章节与当代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密切相关，更何况对于那些言必称“普世价值”的西方人士来说这些又是极其陌生的。

　　这些特质凸显了人们在面对诸如《荀子》这样的中国古典文献的新兴角色而要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同时，这也预示了那些不能理解它们又惯于使用权威的人的失败。

　　二、当今世界

　　1987年，也就是31年前，我参加了由孔子基金会（The Confucius Foundation）组织的第一届曲阜国际儒学研讨会。这31年的时光也许更甚于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公元前206年汉朝建立的15年。过去31年见证了当今全球秩序令人瞩目的转变，从一个以盎格鲁—美利坚为主导的全球秩序转变为一个以中国经济、金融和政治崛起为基础的世界格局，尽管这一崛起和优势初露端倪且小心翼翼，但这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领导者来说可能并无稀奇，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有着深入的了解。

　　出乎任何人的预期，中国已经处于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且具有持续性的政治影响力。简单来讲，盎格鲁—美利坚金融和政治大国的权威和信用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瓦解，而这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与此同时，中国还有东亚及东南亚其他国家正在和平崛起。中国的和平崛起从很多方面挑战了全球秩序赖以构建的假说，同时，这也把中国领导人推向了全球“责任人”的角色，这比任何中国人可能预料或希望的时间点要早得多。其中，文化和教育领域面临的挑战最为根本和深刻。

　　自毛泽东开始，现代中国的领导者都熟知和精通中国古典文献，任何对他们感兴趣的人都会对此有着深刻印象。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古典文献在各个社会阶层中具有持续广泛的影响。现在，人们逐渐重拾对早期机械学习中国古典文献传统形式的兴趣，可能同样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日本和其他东亚社会早期经济的崛起受到了许多价值观和实践的启发，这些价值观和实践只有用中国古典教育和文化的思想方法才能解释得通。

　　在上述环境下，荀子的作品因以下几个独有的特点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中国古典中鲜有的探索性、反思性和分析性；与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秩序的时代的紧密联系性；对建立这一新秩序思想上的贡献；与许多可能急需引起注意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密切相关；对建立任何新的全球秩序都至关重要的学习和修身优先原则。

　　任何对《荀子》现代适切性的探索都会立即面临许多阻碍，包括：《荀子》并不是东西方重点大学集中或优先研究的对象；现存的主流中国古典研究并没有把《荀子》放在首位；东西方有很多人仍然在热衷于研究《论语》《道德经》和《易经》；《荀子》与许多西方思想的确定性对立和矛盾；《荀子》包含其他中国古典和历史没有涉及的知识。

　　以下是作为一个外国人的“他者”思考，基于中国古典的语境以及中国领导人试图运用中国传统智慧解决当今挑战的背景，他开始致力于荀子的研究。

　　有趣且息息相关的是，荀子提供了一个多样性、有深度和智慧的范例。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它贯穿了中国政治历史并且在最困难的形势下能够启迪思想，激发洞见，高效行动。这篇论文以下内容的目标就是辨识《荀子》思想中的此类例证。

　　三、劝学（第1章）

　　正如孔子的《论语》是以“活到老、学到老”和学以致用的乐趣开篇，《荀子》也是以标题“劝学”开篇的。第一行：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然后第一章围绕几个诗歌和文学段落进行，其目的似乎在于确立“学习”作为一种自然力量，它有益于所有人，是纠正人类性格缺陷的唯一方法。

　　在这一章的第八部分，首先展开讲述了如何进行“学习”这一伟事。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第九部分继续上述分析并指出：缜密备学的结果带给人们以更加温和的可靠之感。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

　　第12部分进一步解释道：

　　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

　　一般的英语读者如果对中国古典没有深入的了解是不可能被这些相关的篇章打动的，这是因为：这一类型的中文译成英文后词不达意，西方对机械学习方式根深蒂固且草率的敌对态度并对中国古典及其教学的普遍忽视于是想当然地认为西方优越性的知识壁垒的政治教导，整个西方忽视中国古典机械学习。

　　因此，在东西方社会，对荀子作品重拾兴趣可能多少都会呈现出对比鲜明的不同特点。荀子的观点可以加深和增强亚洲人对传统学习方式的感情，而在西方，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根深蒂固的偏见使荀子的价值观和优先顺序说轻易受到嘲讽。情况通常是这样的，西方人认为其“确定性”有不可挑战的权威，这种信念很可能使其处于劣势，因为它忽视了做出必要的努力去理解亚洲按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历史文化环境下的发展理念。

　　几乎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和亚洲严谨治学的传统对其和平崛起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而在西方的评论中却普遍忽视了这个因素。美国人从忙于战场上的胜利（或失败）到稍稍认识到市场或许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决策战场，然而对于教室才是根本的和最终的决策场所的论述却少得可怜。在这种情形下，尽管荀子的观点具有非常高的指导性，但它可能对那些少数期望更好理解中国古典教义重要性的西方评论员和领导层形成一个新的障碍和干扰。

　　第一章第12部分重点强调了“智者”的重要性以及一些礼制原则，以指导和方便初学者的学习进程，这对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来说可能看起来更加容易理解，但一提到“礼仪原则”（ritual principles）则效果全无。还有一个常识难以回避，即荀子的语言需要在一个丰富的文化和传统的背景下才能被理解，但是这对于外国人来说绝非易事。

　　总而言之，荀子把学习放在优先位置的观点，并以独特的方式诠释、激励且加深了早已根深蒂固的传统和教育文化。然而，在此过程中，可能这种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的学习已经以某种方式加强了，这种方式使外国的读者理解和接受起来更加困难。

　　四、论修身（第2章）

　　《荀子》第一章里对学习的劝诫为第二章谈论修身提供了基础。他坚定且清晰的论述反映了他致力于通过修身引导他人的心愿。以下三小段分别是第二章前三部分的开篇，阐明了所关注问题的范围：

　　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茁然必以自恶也。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

　　……

　　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宜于时通，利以处穷，礼信是也。

　　……

　　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谄，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

　　第一部分重点讨论“善”与“不善”、人的感知与何种人际关系相对应的需要以及仿效“善”行做法的问题。第二部分主要讲了以礼法“治气养生”，这是成功和艰困之时，个人与社会安康的基础。第三部分主要讨论基于真诚和理解，如何积极地与他人沟通和互动，以有利于个人性格发展的问题。

　　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一种高度的反省性智慧，它既来自于古典，也来自于人生和政治生活的敏锐经验，引发了不同的评价，这在21世纪全球政治事务中是较为罕见的。

　　以下是第十部分中的一段话，它特别聚焦了用现代英语难以表述的性格差异问题：

　　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

　　在现代英语中，很少使用学士、君子和圣人这些词汇凸显荀子思想中所蕴含的各种价值观。从某种重要意义上来讲，这也说明了学习和修身乃中国传统的独特品质。同时，它也暗示出这些价值观念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中国观念中社会和谐与秩序完整的组成部分以及学习和礼法在其颇有成效的管理中的作用。再次重申，只有那些对中国其他主要古典作品和战国后续历史都有所了解的人，才能令人满意地解读——荀子作品在中华文明中的作用——利用荀子思想以推动并将各种价值观和行动过程法制化。

　　五、强国（第16章）

　　前两章谈劝学和修身，之后章节囊括了各种主题，比如《荣辱》（“Of Honour and Disgrace”）、《非十二子》（“Contra Twelve Philosophers”）、《仲尼》（“On Confucius”）、《王制》（“On the Regulations of a King”）、《富国》（“On Enriching the State”）、《致士》（“On Attracting Scholars”）和《议兵》（“Debate on the Principles of Warfare”）。第12章《君道》（“On the Way of a Lord”）第四部分第一句话点明了该部分的主要思想：

　　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

　　这里，荀子间接表达了恰当的学习和修身才是治国的精髓和根本，因此在《议兵》之后，从根本和实践的角度继续论述《强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剥脱，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绳；剥脱之，砥厉之，则.盘盂、刎牛马、忽然耳。

　　彼国者，亦强国之剖刑已。然而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

　　彼国者亦有砥厉，礼义、节奏是也。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

　　其他15章主要论述了学习和修身，并重点强调了礼法的关键性作用。本章没有继续这一主题。这些开篇段落似乎有些冷酷，然而把它们看作是“战乱时期”人们必要的准备方式和生存法则更合适一些。并且，作者并没有在这个主题上喋喋不休，因为接下来的章节为《天论》（“Discourse on Nature”）、《正论》（“Rectifying Themes”）、《礼论》（“Discourse on Ritual Principles”）、《乐论》（“Discourse on Music”）和《解蔽》（“Dispelling Blindness”）。当然，相传还有《性恶》（“Man’s Nature is Evil”）。不过，如果在《礼论》这一章的背景下去阅读的话，《性恶》也要用更善良而非人们经常采用的角度去审视。

　　当然，由于中英语言的界限，“礼”这个词产生了颇多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英语词汇包括合成词能够恰当表达它丰富的中文含义。题为《礼论》的第19章第二部分第一句话简单地陈述道：

　　故礼者养也。

　　据此，可能有人会说强国包括育民，并且看起来和荀子著作的精神是一致的——即使有时候为特定目的而选择的某些段落可能产生相反的印象。

　　六、天论（第17章）

　　《荀子》第17章《天论》特别使人感兴趣，

　　服务的错误假设。在一个所谓的发达国家的财富和权力都建立在超常的经济、科学、变革和进步的粗野的神话基础之上的时代，在一个人类活动给自然环境和有机生命带来无法预计的伤害而警报频发的时代，本章的论述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它警告人们不要相信关于自然是为人类利益

　　就像罗伯茨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和西方的经济解体》中指出的那样，主宰大部分全球活动的西方的主流经济思想，其内部结构就决定了它们会对大自然受到的破坏视而不见。直到最近 “气候变化”才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关于类似话题的主流讨论甚至没有。时至今日，很少有人意识到西方经济和科学计算与评价思想内部固有的系统性问题。

　　源于中国古典的思想文化力量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它鼓舞了各种形式的反思和思想，并且它们完全独立于西方传统、正统观念和规则之外，因此丝毫未受其影响。因此，那些精通西方思想文化的亚洲领袖通常能在至少两种思想结构中行事，每种思想都有其独特的敏感性、结构、设想和历史洞见。况且，中国历史悠久，经历丰富，这就确保了其有足够的相关经验和思想去指导当前形势下中国的战略思考和预判。

　　由此而论，荀子的《天论》具有强大的当代相关性，因为它经过深思熟虑的见解，即人类的安康依赖于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本章的第一部分是这样开始的：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

　　宏大的概念或许有些浅显，但对自然的敬畏精神尽在其中。西方科学越来越频繁地应用于食品及其加工过程是对自然的“应之以乱，应之以凶”。本章第二部分开篇在更深层面上阐释了这一问题。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

　　当然，荀子并不需要解决当代世界的现实问题，西方科学进步的信仰使他的观点显得颇为奇怪，甚至荒谬。然而，他的思想揭露了西方科学傲慢的愚蠢之处并详细提出一种接近自然的方法，这种方法本质上与中华思想最深邃、最权威的传统之一——道家思想是一致的。直到最近，要不是因为一个迟来的发现——科学进步正以各种方式威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有机过程，那么提出荀子的《天论》一定会招来嘲讽。然而，这种言论很可能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为整个人类都开始认真地全力应对那些“精明”人士的行为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他们发挥“探索的智慧”，为了自身的舒适和便利去改造自然。

　　和中国领导人所面对的任何挑战一样，恢复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可能任重道远。在一个经济发展是以自然为代价的全球社会，并由此拥有越来越高的经济和金融地位，重构一套有关企业、经济和科学思想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荀子还是老子都不能够提供有关21世纪的规划，但他们都明确有力地表达了如何去理解那个长期被忽视又急需重生的自然。

　　结论

　　在荀子生活的时代，没有人能够想象今天的生活会如何。然而，他所处的时代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与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有许多类似之处。不仅如此，他思考的许多问题都是在人类社会面临重大挑战时期权威人士所关心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力求发现并明确提出那些负责任的大国领导者所关心的最根本性问题。

　　荀子的思想在其时代影响深远，他的作品是伟大的中华经典，因此他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中国的影响力延伸至世界各地，涵盖范围从商业金融到政治文化，荀子思想的影响力将呈现出新的形式。

　　如今，除了亚洲外很少有人期待用中华经典复兴的形式去替代西方启蒙思想的“普世价值”。然而正如保罗·克雷格·罗伯茨博士在其作品中所解释的那样，几乎不能想象那些维护放大错误、诋毁理想的传统的力量。东亚和南亚的传统智慧大多源自于中国经典，如果说过去这些年他们成功地利用这些传统智慧，从一个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从属的国家超过了西方，那么如今他们同样会遵从这些原则从强到盛进而走向全球的领导地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像《荀子》这样的古典著作兴许会成为人们认真仔细研究的对象，当然这并不是为了找到定制的解决方法，而是为了找到更多反思当代挑战的有效途径。而且，重要政策的辩论兴许会沿袭这种古典著作的语言和风格，当然，这样的辩论要以掌握这种语言和风格为基础。

　　那些对此不以为然的人应该对西方领导者甚至无法理解姜太公的简单策略进行反思，这一策略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有效证明了他们的无知。以上对荀子作品几个方面的简单阐述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荀子思想不管在中国其他古典著作中如何成熟和完善，对西方人来说仍是难以理解的。

　　简单地说，西方很少有人会关注《劝学》第一章中的论述：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

　　也许更糟的是，西方很多人可能仍然囿于对自然过时的想法，并不能理解一点，即采用新方式和新途径可以避免某些企业文化对农业、食品和药物质量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

　　（李书仓：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