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红涛|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研究：以贾平凹小说的英译为例

　　内容摘要：本文以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90 年代中期贾平凹小说的英译活动为研究范例，揭示了彼时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模式在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特征及其背后的制约因素，分析了这一模式所生产的译作在异域世界接受效度不佳的原因所在，在此基础上，对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下的翻译生产进行反观，为当下以此模式推进的中国文学翻译生产提供镜鉴和参考。

　　关键词：国家翻译实践；贾平凹小说英译；翻译生产和接受

　　一、引言

　　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是指作为翻译行为策划者、赞助者和监督者的国家机构以国家的名义为配合国家行为而组织实施的系统性、规划性对外译事活动，是“联通国家叙事传播和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关键环节”（任东升 13），对于国家提升自身“软实力”、沟通国际交往、维护国家利益、展现民族价值观、传播民族文化等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在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各种文学外译译事中，不乏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模式完成的中国文学外译著名案例，如已经走入历史记忆深处的《中国文学》杂志（持续半世纪之久， 译介中国文学作品 3000 多篇）、“熊猫”丛书（推出过百多本中国文学译本）等，可以说，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曾经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道路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是中国文学在异域世界得以“可见”的重要推手。新世纪以来，在中国为提升国家“软实力”而实施的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张力下，对蕴含着丰富民族文化因子的中国文学进行主动外译愈发显得重要和迫切，在这样一种略显“急迫”又隐含“焦虑”的语境下，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模式推行下的中国文学外译项目方兴未艾（如发端于 2006年的“中国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以及 2009 年的“经典中国出版工程”等）。鉴于此，本文以此模式下完成的贾平凹小说英译活动为研究范例，观察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调查其译作接受度并以此反观其生产环节的得与失， 总结经验，为当下国家机构翻译实践下中国文学的外译提供启示。

　　二、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下贾平凹小说的英译选材

　　据笔者统计，在总计 25 部 \ 篇贾平凹英译小说中，多达一半以上是由行政上隶属于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简称外文局）下属的中国文学出版社组织翻译并以中国文学出版社统管的《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为载体对外出版发行，如上世纪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刊载于《中国文学》杂志的 The Young Man and his Apprentice（《果林里》）、A Helping Hand（《帮活》）、Two Sisters（《满月儿》）、Duan Yang（《端阳》）、The Song of the Forest（《林曲》）、Qi qiao’er（《七巧儿》）、Shasha and the Pigeons（《鸽子》）、Artenesia（《蒿子梅》）以及 90 年代刊以“熊猫”丛书为载体发行的The Heavenly Hound（《天狗》）、The People of Chicken’s Nest Hollow（《鸡窝洼人家》）、Touch Paper（《火纸》、Heavenly Rain（《晚雨》）、The Regret of a Bride Carrier（《五魁》）、 The Monk King of Tiger Mountain（《白郎》）、The Good Fortune Grave（《美穴地》）。从上文的隶属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组明显的层级关系：外文局管辖组织翻译贾平凹小说的中国文学出版社、中国文学出版社统管发行贾平凹英译小说的《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处于层级顶端的是外文局——外文局是中共中央所属事业单位， 是承担党和国家书刊对外宣传任务的新闻出版机构。也就是说，作为国家机构的外文局是上述 15 篇贾平凹小说英译出版的背后推手或曰“赞助人”，这样一来，这些小说的译事活动就属于典型的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笔者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对这些小说的内容进行分析，即可窥视出其特定的翻译取材倾向。

　　上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初步摆脱“文革”的凝重氛围，“走出文革”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国家机构选择《果林里》、《满月儿》等小说进行翻译就成为必然：这些小说的语言清新秀丽、诗美特质充盈，“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这些小说塑造了一批奋斗在农村各项事业中积极向上、纯洁无私、心灵善美的男男女女（如《满月儿》中的两姐妹满儿和月儿、《果林里》中的“傻小子”）跃然纸上，人物美丽因子充盈，国家机构选译这些充满“美”的小说，迎合了国家当时意在对外构建黑暗“文革”后“美好中国形象”从而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政治需求；90 年初期，中国社会各领域改革逐步深入，成就辉煌， 继续推进改革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国家机构择《鸡洼窝人家》、《火纸》等小说而译，是因为这些小说借商州这方土地描绘了改革浪潮中保守与革新两大势力的较量、落后与先进两类人物之间的抵触（如《鸡洼窝人家》中的回回与禾禾，《火纸》中的阿季与王麻子），抨击了守旧和落后人物的陈腐愚昧（如《火纸》中，贾平凹以女主人公丑丑自杀这一人生悲剧，直面抨击了以王麻子为代表的守旧人物），言说了中国改革的亟待性和迫切性，国家机构选译这些充满“改革元素”小说，契合了国家意图对外塑造“改革中国形象”从而为中国改革开放营造有利外部环境的政治之需； 90 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社会各领域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人已经从人性压制的时代走了出来，迎来了人性解放的春天，国家机构选择《晚雨》、《五魁》、《白郎》、《美穴地》等土匪系列而译，源于这些小说关注生命本体和本真，塑造了一批神性与匪性铰结缠绕的人物形象，探讨了人性的复杂和嬗变、善恶与美丑，“打开了一个透视当下社会现实的窗口 ， 提供了一幅八、九十年代中国现实人生和社会背景复杂多样的生动图景”（阎秋红 56-59），对外展示了一幅幅“人性中国”的生动画卷，契合了国家意在消解西方世界对中国认知定势中的“人性压制”和“人性束缚”的旧有形象。可以看出，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至 90 年代中期，不管影响贾平凹小说文本选材的“时”“境” 如何变迁、不同“时”“境”影响下所选贾平凹小说的文本内容如何嬗变，也不管所选贾平凹小说所承载的文本信息侧重于展现何种国家对外形象、意图修正何种旧有形象，有一点始终未变，那就是国家翻译实践下，贾平凹小说的英译选材始终与国家的政治诉求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呼应关系、始终以满足国家政治“自需”作为文本选材的出发点和制高点。

　　通过对国家机构所选贾平凹小说的文本内容以及彼时社会历史语境的分析，可以看出，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下的文本选材是一种以满足国家政治诉求、服务国家对外形象良性建构、维护国家利益永远至上为目的的译事选择行为，“政治扮演了一个极其隐秘但作用力极强的角色”（王焱 153），文本可选与否不在于文本自身的文学性、艺术性和审美价值，而在于文本能否承担得起维护“自我”、提升“自我”、荣耀“自我” 进而对“他者”进行规划、干预的政治功能；不在乎“他需”和“他评”，只关注文本能否满足国家的政治“自需”、能否符合国家机构的“自评”；不会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去协调“我”与“他”的利益关系，而是以“我”为中心、以“利我”为出发点。这一特点与英美世界商业出版社主导的“译入型”中国文学外译的选材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译入型”中国文学外译译事中，正如葛浩文所言，“我看一个作品， 哪怕中国人特喜欢，但是如果我觉得国外没有市场，我也不翻”；以及美国著名翻译家艾瑞克（Eric Abrahamsen）所言“我推荐的书不一定是我自己想翻译的，但认为英美出版商会感兴趣，就是说我还要考虑这些书译出后的市场价值”（王祥兵 133），翻译行为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译介某部作品能否占领市场和获利，在制定选材策略时必然更加关注读者的需求和期待——因为读者的需求和期待是翻译产品占领市场进而获利的先决条件。

　　三、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下贾平凹小说的英译策略

　　在国家机构选译的一批贾平凹小说中，《天狗》可谓是其得意之作。小说讲述了陕西商州农村一个“招夫养夫”的故事，抛开小说所揭示的天狗与师娘之间的感情纠葛所反映的人性之矛盾和纠结、传统伦理对人性的束缚和掣肘，这部小说更是通过对农村乡民生活场景的细致描绘，为读者提供了大量民族色彩鲜明的文化信息。因此， 笔者以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模式生产的《天狗》译本为范例，观察译者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对《天狗》所蕴含的中国文化因子进行传递、分析译者采用此种翻译策略的缘由， 见微知著，探讨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的翻译策略取向，试举两例：

　　原文：天狗属鼠，十二属相之首。三十六岁的门槛年里 ， 却仍是一种忌讳影子般摆脱不掉，干什么事都提心吊胆。

　　译文：He’d been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rat， the first of the Twelve Earthly Branches. During this， his threshold thirty-sixth year， he’d been unable to shake off a sense of foreboding， and everything he did produced in him a deep sense of unease.

　　上例源语文本中所出现的 “属鼠”、“门槛年”，是华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承而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信息，这些信息散发着迷人的气息，充满着神奇的魅力。在译语文本中，译者将“属鼠”和“门槛年”分别翻译为“the year of the rat”、“threshold year”，不难看出，这是一种“词对词”的翻译，由于目标语文化中并无与之相对应的文化信息，自然而然，读者虽能识“词”却未必晓得“词”后之“意”。也就是说， 上例划线原文与译文虽然在语言形式上实现了对等，但对于读者而言，语言背后的意义仍呈“陌生化”的状态，读者之“惑”便自然生成。但是，国家机构翻译实践涉及国家利益，代表国家进行文本语言转换的译者具有极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也具备极强的中西语言文化能力，不可能对此熟视无睹，他们是在有意识地压制文本的“可读性”，陷读者于阅读困难之中，以图唤起读者对语言背后所隐藏信息的关注和解读， 使得中国民间文化信息在异域他乡得以延续和传播。

　　原文：他睡在自家的炕上，百无聊赖。

　　译文：He lay around on the kang at home feeling bored with himself.

　　上例源语文本中的“炕”，是华夏民族先祖在征服大自然的过程中的一项创造， 是中国北方农村传统居住文化的典型代表，沧桑岁月中，一代代中国北人在此生息、于此繁衍，并在这上演了一幕幕的悲喜生活。上例中，译者没有殚精竭虑地在目标语语言中寻找一个相应或相似的替换词，也未加任何注释进行说明，直接将“炕”音译为“kang”这一非英语替换词，这一译法打破了汉英两种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陌生化”了他者语言的表达世界，牺牲了译文的“可读性”，增加了读者的阅读难度，但是， 译入英语世界的“陌生化”的“kang”能够引起读者的认知欲望，让异域译文读者花费心思对“炕”的意义进行求解和解读，从而为他们留下深刻而鲜明的中国民族文化体验，促进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播，这与诺奖得主 Seamus Heaney（谢默斯·希尼）的观点不谋而合，即“翻译过程中译者适当抛弃语言的一般表达方式，将目的语的表达世界变得‘陌生’，以更新译者和读者已丧失了的对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使译者确实能够将原作中的差异性传达出来，以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Heaney 36）。

　　通过以上两例的分析，不难发现，《天狗》译者以原作为中心，坚持“陌生化” 的翻译立场，采用“陌生化”的翻译策略。从表面上看，翻译策略是个体译者在进行文本转换时的留痕，但实际上，“无论选择译什么，还是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去翻译， 都不是译者孤立的行为”（许钧 137），隐藏在翻译活动背后的赞助人的权威和支配作用不容小觑。国家机构译事活动的赞助人是代表主权国家并肩负着履行国家任务、支撑国家战略、塑造国家身份等重要职责的国家机构，为译者提供物质保障、社会地位等利益的同时也会以特定的、符合自身各种利益和诉求的翻译规范对译者行为进行规约，这些规范被作为赞助人的国家机构以国家的名义施加给译者，是神圣不可违抗的， 对于译者而言，践行这些规范意味着遵守代表正确观念的行为模式，否则，译者的各种权益就会无从保证。在此情况下，译者与国家机构形成服务与被服务、宰制与被宰制的关系，译者的翻译目的必须最大化地趋同于国家机构的翻译目的，译者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对所选文本进行语言转换与国家机构的翻译目的息息相关，陌生化翻译策略的使用，正是源于译者对国家机构意在深化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了解进而传播中国文化这一翻译目的的积极回应——像“译什么”一样，“怎么译”也须配合国家机构的翻译意图和目的。

　　四、国家机构翻译实践下贾平凹英译小说的接受度及其动因

　　从贾平凹小说的英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两个维度来看，无论是翻译选材者还是译者都对国家翻译实践的目的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而国家翻译实践的目的是否真正达成， 还要对小说译本在异域世界的接受状况进行一番调查。笔者以 Good Reads 网站（世界上最大的图书分享社交网站，其海量的读者群体、读者打分和读者留言，成为我们调查贾平凹小说译作异域接受状况的一个重要渠道）所提供的信息，对国家机构翻译实践模式所生产的贾平凹小说译作的接受状况进行考察。

　　从 Good Reads 的收录情况来看，网站共收录了 7 部贾平凹小说译作供读者阅读评说，其中包括非国家机构翻译实践模式生产的 Turbulence（《浮躁》）、Ruined City（《废都》）、Happy Dreams（《高兴》）、The Lantern Bearer（《带灯》）、The Earthen Gate（《土门》）译本）以及国家机构翻译实践模式生产的两部翻译集（内含《晚雨》、《五魁》、《白郎》、《美穴地》、《天狗》、《鸡窝洼人家》、《火纸》7 篇小说的译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机构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选译的《满月儿》、《果林里》等小说译作并未收入其中，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满月儿》、《果林里》等小说的英译生产虽然积极顺应并回应了那个时代国家机构的翻译目的，但小说译作并未在英语世界产生足够的影响，否则 Good Reads 不会对它们熟视无睹、弃之不录——优秀的、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从 Good Reads 的读者评分和留言来看，令人遗憾的是，Good Reads 所收录的两部贾平凹小说翻译集，没有任何读者在 Good Reads 网站所设置的留言区和评分区对小说译本做出评价，也未显示国外期刊对它们的评价信息（为了吸引读者，Good Reads 网站会将国际著名期刊对其收录小说的评论置于网页），各项数据均呈现为 0，而非国家机构翻译实践模式所生产的贾平凹小说译本，却呈现出一幅截然相反的景象。以《高兴》译本为例，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共计 948 名网站读者对其进行了评价，读者评分 3.41 分，好评率达到 77%（网站评分设置为五个等级，最高 5 分，最低 1 分，达 4 分以上为好评）。通过以上简要对比，不难看出，国家机构翻译实践模式生产的《天狗》等 7 篇小说译作也未在异域世界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为确保全面，笔者以相同的方法对亚马逊网站的“用户评论”（Consumer Reviews） 进行了考察，情况吻合：国家翻译实践模式在 70 年代末至80 年代初期生产的《满月儿》、《果林里》等 8 篇小说译作未被网站收录，所收录的两部翻译集也未见有读者评价和评分。

　　通过对 Good Reads 网站所提供信息的调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翻译实践生产的所有贾平凹小说译本在异域世界均表现呈现出物理意义上的“惰性”而非化学意义上的“活跃”状态，陷入一种“本方积极输出，他方沉默失语”的尴尬境地。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得当”于“己”、“失当”于“他”的翻译选材。对于译出方中国国家机构而言，选择哪些文本进行翻译生产毫无疑问要符合自身的翻译目的，从上文分析来看，所选文本也的确契合了彼时国家机构的翻译目的，但是，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期选译的《满月儿》、《果林里》等一批小说的局限性十分明显，作家塑造的人物仍未脱离文革文学人物模式的拘囿，人物形象高大高尚、纯善纯美、无私无欲，“应和了当时政治对文学的要求，属于政治话语叙述范式之内的人性写作”（卢同良 6），能够满足局限在当时中国特殊历史环境里的本土读者的期待视野（如 1978 年《满月儿》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但是，这种书写下的人物是流于表层的、失真的，远远没有揭示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的本性，随着小说地理空间的跨越、读者身份的变化，上述缺陷使得小说译本根本无法感染异域读者的情绪，不被更广泛的接受也就自然而然。较之于《满月儿》、《果林里》等自觉接受政治收编的小说， 90 年代选译的《天狗》等小说对人物的刻画更为深刻、自然，对人性的描写更加立体、复杂，但英美读者却对其置之不理，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对于《天狗》译本的评价能够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他说：“也许，在翻译像贾平凹等作家的作品时， 面对的障碍显而易见，性解放的主题，以及小说中对私有权的斗争的描写对我们西方读者而言都是陈词滥调，尽管这些主题对中国读者来说具有新鲜感”（Kinkley 776- 777）也就是说，文本内容并不符合英美读者的期待视野。

　　第二，“靠近作者、远离读者”的翻译策略。“陌生化”的翻译策略可以使原文中蕴含着丰富民族文化因子的信息在异域世界得以“原汁原味”的再现，以译文上的陌生反常、意外新奇吸引、冲击读者对中国民族文化信息的怦然心动、解读认知，继而更为深入地助推民族文化“走出去”以实现国家“软实力”提升、国际关系沟通、民族文化传播、国家形象弘扬等“利己性”的国家战略意图，站在输出方中国国家机构的角度，这一策略的运用不无道理。但是，“陌生化”的翻译策略以反常规、异质化为特点，以突出原作的色彩和光芒为追求，所产生的译文打破了译语读者所熟悉语言的常规、惯例和传统，站在他们的角度，一方面，这一策略使得读者需要不停地对译文中的陌生信息进行问询和求知，影响了读者阅读的连贯性，增强了译作的阅读难度， 读者半途丢弃译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另一方面，这一策略使得译文的风格晦涩难懂， 致使“英文译文的风格如此毫无想象力，枯燥无味而呆板，所有关于作品文学性的宣称都会在读者翻开书的第一页而烟消云散”（776-777），对于生疏于源语文化语境的 译语文化语境读者而言，不“好之”、不“乐之”也就自然而然。

　　总之，国家机构翻译实践下译本的传播与接受与其生产环节如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分别发生在两度相异空间、两个文化体系之中，受各自空间内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制约和影响，文本生产时所选择的文本以及对文本语言进行转换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是源语社会历史语境的产物，当译本被摆渡到异域空间，与生活在译语社会历史语境的读者的阅读审美、阅读习惯以及阅读期待发生了强烈的偏差和抵触，译本的“惰性” 流通状态不可避免。

　　五、结语及启示

　　从《满月儿》、《果林里》、《天狗》等十几篇贾平凹小说的英译选材和翻译策略来看， 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具有以下明显特征：第一，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的背后推手或赞助人是代表国家并履行国家任务的国家机构，因此它具备“政治性”和浓厚的“意识形态性”的特点；第二，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是一项国家支撑并服务国家一系列战略企图和战略利益的工程，因此具备“自我性”和“利己性”的特点；第三，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是一种以文学翻译为手段进行对外启蒙以塑造民族与国家身份的外宣行为， 因此它具备对外“规划性”的特点。但是，译本在异域世界所呈现的“非活跃”状态告诉我们，以国家需求为基本动力的国家机构翻译实践在翻译选才时侧重“自评”、在语言转换时着重“独语”的，是一种忽视“他者”的单一声音，而“单一的声音， 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对于话语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没有人应答了”（巴赫金 344），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如果以这样一种“单一”的声音进行译本生产而不考虑接受语境中的“他者”，必然会造成“我”始终以“我”的视角在言说“自我”、而“他” 始终对“我”的言说集体排斥的尴尬局面。鉴于此，笔者认为，为达成国家机构翻译实践的目的，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模式下的翻译行为者在翻译选材时应该在“自我需求”与“他者期待”之间实现洽恰调和，在输出“我”时不忘记“他”，在不忘记“他” 的基础上输出“我”；文字转换时所产生的译文应该让“陌生化”和“可读性”和谐共场，将于“他”陌生的信息控制在“他”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范畴之内，但切记不可将蕴含中国文化因子的信息进行扼杀，全部以“他”之“言”代替“我”之所“言”， 这样虽能提升了译作的“可读性”，但源语文本中所蕴含的、对“我”而言“不可忘却” 也“不能忘却”的文化因子却丧失殆尽，文学“走出去”但不应定代表文化“走出去”，从这个意义上讲，“陌生性”的存在具有积极的存在意义，正如袁筱一教授所言的那样，“翻译以突然绽放的方式，从原作中生成，它标志着作品具有‘不可忘却的’特性， 翻译就是对这样‘不可忘却的’东西的纪念”（袁筱一 8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