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让我贴近俄罗斯文学

　　王 琪：汪老师好！很荣幸有机会采访到您。您在诗歌创作、翻译和文学评论等方面成就卓著，实质上，在这几个领域想同时搞出一番成就绝非一日之功。在很多人印象中您在俄文方面翻译更为突出，这是和您所学专业有关还是另有原由？

　　汪剑钊：王琪好！有这个机会与你交流，非常高兴。

　　在创作、翻译和评论领域做过一些工作，能够得到朋友们的认可，这是我感到十分欣慰的事情。说到翻译，这是一个偶然中的必然，我有点儿“认命”。1981年秋天，我阴差阳错地进入了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仿佛有一只手不容置疑地命令我此后将在俄语诗歌的天空“舞蹈”。对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命运”就这样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借助生活本身，略带‘磨难地’让我去贴近了沉重的俄罗斯文学，贴近了(包括普希金在内的)忧郁的俄罗斯诗人。”

　　可以说，我进入诗歌翻译领域，完全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八十年代初，读者能看到的有质量的现代诗译文极其稀有。我最初之所以尝试诗歌翻译，主要目的只是为自己的写作找点参考。现在，人们较多地通过俄罗斯诗歌的翻译活动知道我，但我实际上最早进行的译诗练笔却是英语诗歌。我曾经翻译过多恩、赫里克、沃勒、王尔德、爱伦·坡、华兹华斯、济慈、莫尔、拉金、狄兰·托马斯、麦克尼斯、肯明斯、默温、莱维托芙等人的不少作品。可惜的是，它们大多已散佚不可寻了。后来，随着自己俄语水平的提高，我接触到了今天已为人熟知的“白银时代”的诗歌，为其中透露的人性洞察和词语的“陌生化”效果所吸引，一股脑儿译了数百首诗歌，包括勃洛克、吉皮乌斯、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曼杰什坦姆等人的作品。当时，这些译作仅有少量得以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极大部分都塞进了抽屉。直到二十年以后，它们才结集出版，如《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勃洛克抒情诗选》《吉皮乌斯诗选》《茨维塔耶娃诗集》《曼杰什坦姆诗全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阿赫玛托娃诗选》等。

　　王 琪：在您翻译出版的众多俄文著作中，哪些作品您自己比较满意？如果挖掘它的文本价值，您认为主要体现在哪里？

　　汪剑钊：说实话，我对其中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满意。这不是矫情，也不是什么谦虚。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它有点儿类似于田径运动中的跳高，无论译者有多大的“弹跳能力”，无论他跃过一节又一节的高度，前面总有一个永远过不去的“横杆”。只要我有时间重新审读自己的译著，每次都能发现不少问题，有的属于中文表述上的欠缺，有的则是当时理解上的失误。所以，我非常珍惜这些作品重版所得到的任何一个修订的机会。

　　说到文本价值，最值得重视的似乎是《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这是国内最早以“白银时代”命名的一部诗选，那个时代的代表诗人全部都有入选。今天，俄罗斯白银时代的重要性虽然已被世人所知，但其意义尚未得到充足的评估。在我看来，它堪可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这个阶段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以独特的思想理路、独特的言说方式，拈出了一系列极富现代性意味的命题，取得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丰硕成果。另外，就是《曼杰什坦姆诗全集》《茨维塔耶娃诗集》和《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阿赫玛托娃诗选》。九十年代，中国诗歌曾经提倡“叙事性”写作，认为是一种创造；殊不知，二十世纪初的俄国诗人，尤其是“阿克梅派”诗人，早已注意到了细节的重要性。关注语言落实到每一个词，像提炼“镭”一样发掘词的矿藏，寻找并体现词与词之间隐秘的联系，善于运用隐喻，制造“陌生化”的艺术效果，等等，都是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国内有读者认为我把曼杰什坦姆译得晦涩、冗长了，转而推崇某种借助英文将诗人简洁化，甚至改写式的翻译风格，这恐怕还是对诗人了解不够。顺便说一句，俄语原本就是一种比英文复杂的语言，曼杰什坦姆被译成英文后，实际就在一定程度上经过了“通顺化”、“简易化”的处理。我赞成翻译中的批评和指正，这有助于译诗艺术整体上的提高。但是，我反对通过“第三者”的语言来评品译文的方式。那种做法有点像某人只见过对方的表弟或堂弟，就据此武断地认定对方长得不像他的父母。

　　除诗歌以外，我还翻译过别尔嘉耶夫的《自我认知》《俄罗斯的命运》《恺撒王国与精神王国》《论人的奴役与自由》《自由精神的哲学》等著作。别尔嘉耶夫终身都在探讨俄罗斯和人类的精神之路，落实到写作中，他喜欢使用箴言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带有很强的启示意味，但读来绝不艰涩，这完全有别于注重纯思辨和实证性逻辑的德国哲学，通常能给人以美文阅读的快感。

　　现代诗处在“诗经”时代

　　王 琪：我看到过您一篇文章，记得您说自己写作的起源，一个是对唐诗宋词的迷恋，另一个是非洲诗歌，这是如何形成的？

　　汪剑钊：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一度非常喜欢“词”这种古典文学样式。我曾经设想，当年倘若如愿进入中文系学习，我大概更有可能成为一名潜心研究宋词的学者。我在中学时，曾在无意中读到过赵崇祚编选的《花间词》和周密编选的《绝妙好词》。这是两本唯美色彩很浓的集子，编选者在择取作品时第一注重的就是“艺术性”，前者沿循的是“娇娆细密”、“绮丽华美”的路子，后者标举“醇雅清空”，它们均为后人在字句锤炼和诗化人生方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范例。也许，我血液中的唯美因子就是在那时被植入的。可以说，“词”在语言艺术中展现的魅力令我着迷，甚至倾倒。我觉得，“词”的微妙就在于拥有一定的规则，同时又给出了恰当的自由度。词的形态为现代诗的诞生埋下了伏笔。长短不一的句式突破了近体诗整齐、单一的格式，凸显了诗的散文美，同时又在一定的位置设定了平仄、韵脚，既照应了音韵的和谐、配合，又不那么呆板、滞重，从而让起伏的变化构成节奏的美。另外，有宋一代的词人在创作中一些俗中见雅、雅不避俗的大胆尝试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九十年代初，我曾参与《世界诗库》的编译工作，担任第八卷的责任编委。该卷的地域范围是西亚、非洲。在历时三年的编选过程中，我深深为非洲诗歌表现出的艺术爆发力所震撼。桑戈尔、狄布、大卫·狄奥普、比拉戈·狄奥普、雷培里伏罗、奥卡拉、索因卡、奥基格博、勃鲁图斯、琼凯尔等诗人，通过自己的艺术实验，表现出迥异于欧美的另一种现代性。他们笔下的作品携有原始的生命节奏、诡奇的比喻、巫幻的诗性氛围和前卫的探索精神，充分展示了在多元文化撞击下的非洲人民微妙的心理历程和独特的美学趣味。我必须承认，非洲诗总体所呈现的瀑布式抒情和奇诡的想象力首先征服了我，让我禁不住慨叹：这片神奇的大陆最终将迎来如拉美文学那样的“爆炸”。

　　应该说，来自古典的“词”之唯美追求、非洲文化的强力表现与俄罗斯诗歌的凝重积淀，在我的写作活动中都留下了一定的痕迹。

　　王 琪：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堪称中国诗歌鼎盛时期，很多诗歌至今广为流传，您觉得现当代诗人与唐代诗人的诗歌创作相比，最缺乏的内在东西是什么？

　　汪剑钊：当代诗歌与唐代诗歌实际上没有可比性，细究起来，它们分属两个语言系统，其差异可能要远远大于诗歌与绘画的不同。

　　另外，即便忽略了这种异质性，在另一层面上将它们放进同一个坐标和参照，也是不公平的。试想，唐诗本身有将近三百年的流变历史，期间的发展也不平衡，可划分作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各期。并且，还需要指出的是，唐诗之前，两汉与魏晋的诗人已作了极为重要的铺垫。如果对诗歌史稍有了解，我们不难知悉，即使天才如李白，也不是在平地上起造一座伟大的诗歌大厦。在他之前，乐府诗人、南北朝的民歌手，以及陶渊明、谢灵运、谢朓等已进行了颇有建设性的探索，在意象、语汇、声调和对仗等多个层面为其扫平了道路，从而让诗人有了大展身手的稳固基础。换句话说，唐诗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大传统，拥有一堵厚实、坚硬、巍峨的背景墙。当代诗虽说也拥有了一个近百年的小传统，但毕竟属未臻成熟的境地。

　　因此，如果一定要加以对比的话，我觉得最缺的是时间和信心。因为，我们的现代诗还处在“诗经”时代。一名从事现代诗写作的诗人，应该在这一文体中找到自信。如果你觉得现代诗是你表达自身的一种最佳文体，大可不必为此而自惭形秽。

　　在现实的土壤上凿通一条诗的运河

　　王 琪：您曾经说过：一位缺乏理论素养的诗人是不太可能走得很远的，而一名没有诗性底蕴的评论家，其文字也多半是可疑而不足道的。那么，就当下诗坛现状来看，让这二者兼而有之，在很多诗人身上比较匮乏，就此问题，请您简单谈谈个人看法。

　　汪剑钊：诗歌写作有一定的经验成分，但仅凭经验与激情，没有理性思辨的能力，就容易让作品停留在一个较为低浅的层次。理论素养可以培养一个人看待世界的眼力，深厚者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肤浅者容易被生活的泡沫所吸引。另外，由于理论上的准备不足，这样的诗人不仅缺乏对现实世界的洞察力，也对艺术的层次缺乏判断力，容易养成“夜郎自大”“井底之蛙”的心态。至于缺乏诗性的评论家，我对他们最大的怀疑就是他们是否拥有置身于生活和艺术中间那种必要的真诚。没有诗性，这至少证明他缺乏艺术感受力，并且，他的人性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其在内心深处并不相信自己评说的对象，大部分文章都是绕开了心脏在行走的。面对那些文字，有经验的读者一定能够透过华美的辞藻看到骨子里的虚乏。

　　所以，我觉得，一首好的诗歌、一篇好的评论，都应该是理性与激情、哲思与诗性相互撞击、同时提升、完美糅合的结果。

　　王 琪：在多元化并存的社会和经济浪潮不断汹涌而来的时代背景下，您认为一个人一旦贴上诗人这个标签，意味着什么？而一位真正的诗人，他当下需要担负的，包含哪些方面内容？

　　汪剑钊：我曾经说过，上帝创造了人，但这个人是不完善的，留有不少有待修正的缺点。诗人所为，就是在人间完成上帝未竟的事情，通过语言之水洗去尘世的污迹，让人逐步摆脱他(她)的动物性，走向完美的人性。另外，我不同意你的“标签”一说，因为标签是外在的东西，是可以揭下的。而对于真正的诗人而言，诗是他血液里的东西，是不可抽离、非此不可的。在当下，他应该完成两个使命，一个是作为人或公民需要为之服务或履行的社会义务、工作职责、生活使命、道德承担；另一个就是诗人的使命，在审美层面上，他必须有一种敬业精神，在艺术的领域内，他必须“为艺术而艺术”，从专业的角度来面对语言，敬畏每一个字和词，探寻它们显在或隐秘的关联，在现实的土壤上凿通一条诗的运河。当然，上述情况有时也会出现冲突和纠结。因此，在特定情况下，他或许还应该对艺术与生活、精神与物质、现实与未来之间的孰轻孰重有所取舍，懂得如何在损失中去充实，在放弃中去获得。

　　把写作的快感还给写作

　　王 琪：如果说从事文学创作靠的是信仰，您的信仰是什么？

　　汪剑钊：我觉得，从事文学创作，与其说是“信仰”，倒不如说是“兴趣”。后者跟“信仰”一样，没有什么理由，它们都在逻辑论证与推断之外。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语言，或者说文字有一种深入骨髓的迷恋。语言是一种奇妙的东西，由于它的存在，人与人之间有了沟通的可能，平凡的生活有了不平凡的意义，记忆和希望有了存身的所在。诗人和作家借助字与词的排列，可以创造日常现实以外的另一个世界。在这个想象世界里遨游，人可以像上帝一样无所不能，不受经济、时间、地理、人事的制约，充分享受精神的自由，无论是群居还是独处，都能展开与大千世界的对话，赋予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以思想和情感。换句话说，因为与文学相伴，我拥有了远比常人更多的体验和感受，如同有多个生命在我的体内存在。我是一个知足的人。我觉得，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每天能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并且因此还能得到一份薪水养家糊口。想到这一点，我真的能够深切地理解“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那份自得与满足。

　　王 琪：提到文学，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概念的确有些宏大，三言两语是说不完的，我想请您简单谈谈，西方文艺思潮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汪剑钊：这个题目确实有点大，如果没有一本书的篇幅，根本说不清楚。必须承认，西方文艺思潮对中国五四以降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涉及到诗人、作家们对异域营养的接受问题。最初，先辈们几乎全盘吸纳，唯“新”优先，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一股脑地“拿来”，也因此多有消化不良的现象出现。及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意识形态上向苏联一边倒，以至于形成了文化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当时的苏联文学和东欧文学几乎就是外国文学的代名词。上述情况都不是正常的现象。至于说到当代，总体上来看，中国作家和诗人对外来影响的接受与吸收已显得比较成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会考虑到自己写作的“血型”，选择适合自己的“血库”。就我个人而言，就精神输入来说，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应予重视，前者让人对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和领悟，后者给出了一套应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态度；从心理学和语言意识而论，超现实主义所作的尝试迄今仍评估不足，它把写作的快感还给写作，让自由获得了美学上的认定。

　　王 琪：2011年底，您在出版《乌鸦的诗歌时代》一书时，您的一位某出版社朋友曾对您说：“从商业角度来说，如今最不好销售的是两类书，一类是诗歌，另一类是理论。”您当时也承认了：这两项，您占全了。为此，除了市场经济因素，您认为这两类图书的出版还难在哪里？

　　汪剑钊：其实，这个问题与大众的素养有关。诗歌与理论都对读者的想象力与思辨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们需要被慢慢地咀嚼，其营养才会逐渐地被消化和吸收。这就需要时间，需要一种与之相对应、相称的“慢”。可不幸的是，当今中国，物质生活被加速推进，似乎一下子就进入了“高铁”时代；与此相伴随的是，精神生活则被“快餐文化”所覆盖，上面有一层浓腻的“心灵鸡汤”。结果，文化成了一种消费，人们在满足自己的精神饥饿时，不知不觉地吞下了大量的“地沟油”、“三聚氰胺”、“添加剂”和“色素”。如何提高大众的素养呢？这无疑与教育有关，目前亟需改变的就是“功利化”的价值指向，让教育朝着塑造健全人格的方向努力，注重美的熏陶和情感培养。只有等大众的口味提高了，理论与诗歌才能被愉快地“摆”上他们的“餐桌”。到那时，这个难题大概也就解决了。不过，我对提高素养这一点也不敢持乐观态度，目前，我们的教育存在太多问题了，功利化、工具化的理念在大学校园里也甚嚣尘上。

　　确保批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王 琪：您长期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当我们审视现当代文学，神圣的高校殿堂似乎总与平民对文学的要求有些距离，您以为高校文学研究工作者，怎样做才能关注到芸芸众生，乃至与世俗平民融为一体呢？

　　汪剑钊：把高校当成象牙塔，还是一个误解。高校的老师就是日常百姓中的一员。他站在课堂上讲课，与一位农民在田野里耕耘和一名工人在车间里摆弄机器一样，都是一种劳作，只是方式不同而已。至于你说的那种情况，可能是个别人由于待在书斋里时间太长，变得像一名“个体户”，不再善于与人沟通，缺乏对他人、他事的敏感与体验。在我看来，这一点都不“神圣”，而是一种狭隘和浅薄。要改变的是，首先需要消除那种与世隔绝的“个体户”意识，以人和人性为标尺去看待世界，看待周围的一切，在同情(不是居高临下，而是感同身受的意思)的前提下养成一个悲悯情怀，在走近世人的同时，也真正走进自己的内心。在我看来，“入世”是一件于人于己都有益的事情。

　　王 琪：文学评论也是您的长项，和一般的文学作品分析不同，文学评论不但需要针对作品予以评介，关注到作品价值，还要指出存在问题，帮助作者提高认识，可目下很多研讨会上，很少听到评论家讲真话、实话，对此您怎么看待？

　　汪剑钊：这里，实际涉及到了批评的机制和它的权威性。长期以来，我们的批评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缺乏对事不对人的传统。一旦你批评了某位作家或诗人，通常你与他的友谊就濒临崩溃的边缘了。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作者愿意听好话，哪怕虚假的赞美，评论者刻意做老好人，让廉价的表扬像自来水一样流淌。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得在体制上着手，斩断利益的链条。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建立一个对事不对人的程序，确保批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让评论家能够不受拘束地发表自己的言论，不至于因利益的牵绊而顾前瞻后、言不由衷。另外，我觉得，就作者而言，也需要有一份接纳负面批评的胸怀，他应该意识到写作的目的是什么，追求的是自我的完善、人格的锻造和情操的冶炼，还是一些功名利禄的东西。只有把这些关系处理好了，位置摆正了，才能有助于批评环境的健康发展。

　　大量的阅读对作家必不可少

　　王 琪：提到写作，每位作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写作格调、写作气质等问题，以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为例，她诗性品质的构筑，您以为体现了什么样的写作气质和写作姿态？

　　汪剑钊：你说到的格调、气质等问题，对一位作家的风格形成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关于阿赫玛托娃，我曾在一本书中写过：“在整个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群中，撇开他们各自的诗歌成就不说，仅以性格与为人而言，相比茨维塔耶娃、曼杰什坦姆、吉皮乌斯等在性格上有一定偏执倾向的诗人，我个人比较偏爱阿赫玛托娃。这种喜爱一部分与她天才的创作有关，另一部分则来自我对她的生活的认识。她生活在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但保持了一种和谐的健康心态，历经苦难却从不丧失对生活的信心，面对诗歌与生活之间时而出现的两难困惑，总是依循情感和人性作出正确的选择。这一切都让我发自心底地钦佩和向往，并引为自己的生活和写作的标尺。”

　　早期的阿赫玛托娃，基本是一名局限于“室内抒情”的女诗人，她的诗歌非常精美，用语讲究，意象新奇，情感真挚，在细腻的刻画与描述中唤起读者的共鸣，在自我抒发中传达对真的探索，渲染美的理念。例如，她有一首题为《最后相会之歌》的作品：“胸口那么无助地冷却，/ 而我的脚步却那么轻飘飘。/ 我把左手的手套 / 往自己的右手上戴。”作者捕捉了一个戴手套的细节，巧妙地暗示出了抒情主人公因失恋而慌乱的心情，同时也作为一则暗喻，提示情感没有找到可寄寓的场所。如果阿赫玛托娃的写作仅止于此，她就只是一名出色的抒情诗人，不可能跻身于伟大诗人的行列，在其后的几十年，阿赫玛托娃始终不曾停止自己关于命运、关于俄罗斯的思索，在极其困难的背景下完成了《安魂曲》和《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的史诗性创作，在反映个人所遭受的厄运的同时，体现了自己在伦理上的坚守，那些个性化的语言直指时代的黑洞，诗人以自己饱蘸血泪的笔墨分担了国家的悲剧。细读这两部作品，我们就可以发现，诗人此前写作中的精致、纤细、典雅，仿佛脱胎换骨似地融入了粗犷、坚韧、沉着、有力的主导性声调之中，使作品既保持了细部的可感性，又摆脱了早期写作的纤巧与单薄而呈现了肃穆、庄重的风格。阿赫玛托娃与她所推崇的但丁、普希金、托尔斯泰一样，运用自己的天才用最平凡的词语竖起了一个沉甸甸的诗歌十字架。

　　王 琪：可否列出您喜欢的或者对您影响最大的几位作家和其作品？

　　汪剑钊：先说中国古代的，诗人有屈原、陶渊明、李白、王维、杜牧、刘禹锡、李煜、辛弃疾、姜夔等。关于辛弃疾，我还想多说几句，人们通常将他看做“豪放派”词人，所谓“词中巨龙”，认为他的词粗放、豪迈，流露出浓重的英雄主义气概。殊不知，他还有另外一面，例如《摸鱼儿》一词，他在词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稍加咀嚼，便可体会到其中散发的婉约、幽曲、温情、感伤的风致。

　　至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诗人和作家，首先需要提到的是李季和闻捷，我最早读到的两首新诗是《黑眼睛》与《苹果树下》，大概是上初中的时候。当时，我被他们那种将爱情与劳动相结合的写作模式所吸引，体验到了某种性爱以外的纯洁性。若干年之后，我自然也意识到了这种写作模式的局限，关于其中存在的问题，我会另外撰写一篇文章来梳理。大学时代，我一度醉心于阅读五四时期的诗歌，是学校图书馆去得最勤的读者之一。我敢说，当时杭州大学图书馆馆藏的现代诗诗集几乎都被我读过，而今尚能记得的名字有：胡适、郭沫若、冰心、郑振铎、俞平伯、康白情、汪静之、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宗白华、刘大白、刘半农、王统照、梁宗岱、徐玉诺、蒋光慈、李金发、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卞之琳、艾青、冯至、何其芳、胡也频、汪铭竹、石民、于赓虞、邵洵美、戴望舒、徐志摩、闻一多、陈梦家等。当代诗人，如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作品，仅有少量通过学生之间交流的油印刊物传到我的眼前，好像主要是如今广泛流传的《宣告》《回答》和《致橡树》等，虽然觉得它们与主流刊物的作品不一样，但感觉也没有真正超越我此前阅读的二三十年代那些作品的水平。故此，他们几乎没有对我产生什么影响。最近，我很关注同代人，以及70后、80后诗人，从他们的作品中时不时地发现某种创造的努力。

　　外国的诗人和作家，我随意可以列举的有荷马、萨迪、哈菲兹、莎士比亚、拉伯雷、但丁、歌德、多恩、雨果、波德莱尔、爱伦·坡、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彭斯、海涅、裴多菲、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左拉、王尔德、帕斯、勃洛克、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曼杰什坦姆、里尔克、瓦雷里、叶芝、狄兰·托马斯、斯蒂文斯、纪伯伦、桑戈尔、布勒东、艾吕雅、聂鲁达、博尔赫斯等。我很难说出他们具体影响了我身上的哪一点，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诗人的作品已进入了精神的脉管，在我的身体里流动。

　　王 琪：生活中的汪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属于工作饱满型的吗？还有哪些除了文学和教学以外的兴趣和爱好？

　　汪剑钊：生活中的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懒散的人。前两天，正好有一个星座网站说道，天秤座的人大多患有拖延症。说得似乎还挺准的。还有一个说法，O型血的人行动迟缓。我也觉得似乎在说我。日常生活中，我基本属于那种“睡一觉再说”的人。我最怕被人赶着往前走。但是，由于自己的散漫，还有不善于拒绝，常常留下一大堆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催促。呵呵。

　　我性格中偏于安静、内向。读书、写作之余，最喜欢的是听音乐、看碟片。我非常喜欢民歌，像陕北的信天游，青海、甘肃的花儿，新疆的木卡姆，蒙古的长调，等等，都能让我为之沉醉。如果有较充裕的时间，我也愿意听古典音乐，比较喜欢柴可夫斯基、肖邦、德彪西、拉威尔和勃拉姆斯，可能跟他们作品中所弥漫的那种忧伤、悲怆和梦幻的情调有关。偶尔，我也会听听贝多芬、德沃夏克、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让自己的血液沸腾起来。迄今，我还不太能接受摇滚作品，总觉得太闹了。生活本身已充满了喧嚣，最好还是多制造一点和谐与宁静吧。

　　青年诗人与陕西诗歌现状

　　王 琪：对国内当下青年诗人的创作您满意吗？请从高校做理论研究的角度讲下，您对年轻一代诗人的希望？

　　汪剑钊：“满意”这个词有点居高临下的意味。就青年诗人的创作，我的总体印象是，他们的起点很高，知识面很广，创新意识很强，有远大的抱负，所以，也有广阔的前途。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创作实践，我觉得自己都没有资格来对他们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而且，我想，无论我是否“满意”，他们大概都不会在意，只会走自己的路，由人评说。即使偶尔出现了偏差，时间不仅会证明一切，也会教会他们自行匡正。当然，这中间如果有人期望成为大师级的人物，我倒是可以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在我看来，未来的诗歌大师肯定不会是只由单一文化培养起来的。他必定是胸襟博大、视野开阔；自信而不骄矜，谦逊而不猥琐，成熟而不世故。他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对语言充满了敬畏，对写作有一种恒久的坚持。他不仅是一名吸纳了多种文化的精神“混血儿”，并且还是一名聚合了哲学、艺术、历史、宗教、伦理学等各种学科知识的集大成者。

　　王 琪：现代性是当代诗歌的重要标志。您对陕西当代诗歌是比较了解的，可否就诗歌创作的当代性对陕西诗歌做一评价？

　　汪剑钊：陕西不少诗人都是我的朋友，对陕西诗歌也算有所了解。我觉得，陕西有一个绵长的文化传统，它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据说，《诗经》中涉及陕西的作品就有160多篇，占了一半还多。但这里的诗人在受到秦陕文化的滋养之后，也同时被这一片黄土埋得很深，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之焦虑”，具体表现为他们在处理乡村题材、乡村经验时驾轻就熟，但面对都市文明、现代社会，不是轻度失语，就是停留在浅层次的批判和拒绝。这恐怕就涉及到了你说的现代性问题。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值得用一篇长文来探讨，留待以后再论。下面，我想就几位陕西诗友谈一点印象吧。

　　阎安去年以高票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应该说是名至实归。新出的诗集《整理石头》非常厚重，在获奖之前我就认真地读过，并且曾把其中不少精彩的作品推荐给我爱人和其他一些朋友。我很喜欢这部诗集的名字，并对其中一些与石头有关的作品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如果把大地看做一个身体的话，那么，石头就是其中的骨骼。没有这些“石头”，大地就是散碎、松垮、瘫软的。他笔下的石头来自泥土深处，非常朴素，“坚硬而粗糙”，它们谦卑，但并不下贱，而是和“天”待在一起，拥有沉默的飞行高度。阎安的“整理”意味着他不再停留于以往的乡村记忆，而在重新命名中赋予了现代性，这从他作品的措辞就可以体会，他选择的是“风一样轻而又轻 / 和事物消失时烟雾一样简洁的方式”。我最早认识的一位陕西朋友是李岩，他以前办《陕北》时还约过我的翻译诗稿子。以前读过他一系列谣曲式的诗作，我被他在诗中所蕴藏并勃发出来的激情所打动，甚至觉得他在中国是比顾城更接近洛尔迦的一位诗人。那些携带着本能冲动的词句仿佛是一群赤身从信天游中游出来的浪子，不仅脱离了“榆溪”和“无定河”，而且越出了环绕长安的渭河、泾河、沣河、涝河、灞河等八水，径直游进入了诗之海洋，去拥抱“安达露西亚的春天”。去年12月初，在“文学陕军诗歌创作座谈会”上我与周公度再次相见，也是一件令人分外高兴的事。他也是一位交往了很久的朋友。据我所知，他是少数几个对中国古典诗歌有过深入研究的70后诗人之一。他主编过一段时间的《诗选刊》下半月刊，其作品有着绝句和汉俳式的简洁，他的一些短诗善于运用铺垫后转折，既出人意料，又给出在情理之中的领悟。还有你，在2009年由文化部在西安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诗歌节活动上，我们初次相见，蒙你赠送了一本诗集《远去的罗敷河》，书中那些充满了“乡愁”与忧思的诗句曾勾起了我关于爱、孤独和痛的沉思。你希望“把诗歌交还故乡”，这是一个美好的心愿，也是诗的本色所在，堪称对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大地”所作的一个汉语回应。在去年的那次座谈会上，我曾对白烨先生说过，陕西诗歌的名声一直受到了小说的压迫，不太公平。虽说这话当时有点开玩笑，但也真是实情。陕西还有不少出色的诗人，譬如胡宽、沈奇、秦巴子、耿翔、宗霆锋、尚飞鹏、李小洛、伊沙、刘亚丽、远村、第广龙、三色堇等，都对当代中国诗歌做出了颇具个性、值得评说的贡献，如果一一评论，恐怕写一本专著都不够。限于时间和篇幅，就不在这里赘说了。

　　王 琪：呵呵，没想到汪老师对陕西诗歌有如此高的评价。鉴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访谈就告一段落，希望有机会再次聆听您的高见。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汪剑钊：不客气，咱们有机会再聊！

　本文原载于《延河》下半月刊2015年4期“名家现场”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