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不知不觉中走过了将近50年的历程，在改革开放之初走入大学的一批年轻人，如今多数过了古稀之年，从在农村的土地上耕耘到在稿纸上、电脑上耕耘，再到走到学术舞台的边缘，但思想仍然依照着惯性在活动，不止不歇，不知老之将至。身边这样的朋友太多，他们中的多数是但做耕耘，不问收获，享受着这一过程，同时身边也有一些佼佼者，一方面给了我们执柯伐柯之便，另一方面也使人由不得将他们的收获与同道分享。

学而时习之

　　青年时代的张西平，并不具有学习上的年龄优势，1980年他考上大学时已经32岁，考取研究生时，已将进入不惑之年。幸运的是，青年时代养成的对国家、社会和人生命运的关怀和思考、勇于学习进取的强烈心态，成为他这一时期的思想主导力量。

　　回忆这一时段的思想时，张西平曾经说过：我们如果直面人生与社会，就必须承认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体，历经百年奋斗以后，中国从社会结构上开始真正向农业社会告别，一个千年未遇的社会转型就发生在我们的面前。正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说过的，资本一夜间所生出的生产力比以往几千年还要多；但我们必须同时看到，一个有着如此广阔国土、有着如此悠久文化的中国，在历经西方殖民主义百年凌辱之后，迈出这种巨大的历史脚步，绝不可能一蹴而成，在文明进展的过程中绝不可能只是鲜花与歌声。

　　这种思想和心态，一方面来源于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观察，更重要的是来源于他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云集着一批中外哲学大师，其中有贺麟、杨一之、王玖兴、容肇祖、王明、虞愚等先生，叶秀山先生是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系主任，在导师徐崇温先生指导下，张西平以卢卡奇（Gyorgy Lukács，1885-1971）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学位论文，并且撰写出版了《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卢卡奇》两部著作。

　　卢卡奇个案研究，是张西平受到西方哲学训练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学习过程，对他日后的汉学研究影响是内在和深远的。如果不揭示这一点，则很难理解张西平汉学研究思想所达到的理论高度。

　　卢卡奇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被认定是“西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其思想融合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哲学与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对现代哲学、社会学和文艺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物化”理论（Re-ification）和“总体性”（Totality）方法论对20世纪汉学的影响，现在还鲜有人探讨。但在张西平的汉学研究中，已经有所反映，例如他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对“东方主义”的研究，都利用“总体性”方法论，强调从社会整体结构出发分析具体现象，反对单向思维，为汉学研究整合历史、政治、文化与社会分析提供了范式。换言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汉学研究，张西平是通过学习卢卡奇的理论为中介来进行的，这种“学而时习之”的个案，值得研究者重视。

　　在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时，张西平常常提到老师的提携帮助与指导，这是一个学习者的幸运。在哲学所读研时，当李泽厚得知他准备翻译卢卡奇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德文）时，就将该书中的《黑格尔》《劳动》《马克思》三章的英文版送给他作参考，对他的翻译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事实上，即使是英文，当时的他读原著也是困难的，他在中学时代学的是俄文，他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英语专业第一届毕业生。历时四年，历经襄樊、北京两地才完成学业。德文学习更是在读研时代才开始。因此，语言学习是张西平在研究生阶段投入相当多的一项工作，这一时期他在语言学习方面的付出丝毫不亚于专业学习，随后他又入歌德学院学习德文，1994年他到德国访学是贺麟先生写的推荐信，徐梵澄先生给他的德国朋友鲍吾刚写了推荐信。德国《华裔学志》主编弥维礼给他提供了陈垣奖学金。这样，他的德文才有根本的进步。随后他又学习了拉丁文、法文，几十年来坚持不断的对语言学习，为后来的汉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汉学研究，需要理论素质、语言能力、中西古代文献的解读能力，在张西平的学术成长道路中，他对学习活动的坚持不懈，把难关一个个地攻破，是一个重要的人生特点。

　　古代的儒家认为，把求知看成学习的目标，不如把求知变成一种内心的喜好，而把内心的喜好升华为一种理念的自觉追求，才是真正的“乐”。因为这已经超越了求知的目的层次，而是一种境界的升华，非一般人所能做到。他以孔子的这段话自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有朋自远方来

　　好学的品格需要内在的理念支撑，也需要外在的条件。这些外在的条件中，师友的支持与互助是重要因素。西平的成长和成就，离不开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以下讲两个个案。

　　首先是《国际汉学》。《国际汉学》是在任继愈先生指引下筹划创刊的，改革开放之后，任继愈先生敏感地察觉到汉学研究在中国的学术生长点意义，他鼓励张西平从早期传教士入手进行汉学研究并创立《国际汉学》杂志，在中国大陆建立了最早的汉学研究的期刊平台。经过任先生的介绍，张西平先后结识了何兆武、李学勤、张岂之诸先生。他研究传教士汉学的第一张书目单来自何兆武，对汉学研究的历史学方法受教于李学勤，将域外汉学研究与国学结合起来受教于张岂之。同时，在这期间他与徐梵澄、谢方、黄时鉴、汤开建诸先生的交往，使他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学术转型。他以期刊为阵地，引领和推动着汉学研究的进步。在任先生指导下，在《国际汉学》的编委王元化、冯契、陈翰生、周一良、季羡林、饶宗颐、许渊冲、汤一介、乐黛云、李学勤、庞朴、冯天瑜、严绍璗等众多师友的帮助下，杂志30年来取得了四项重要成果。其一，以中外交流史研究为基础，展现中外文明互鉴的历史；其二，以汉学史研究为核心，探求中国学术如何进入世界化的过程；其三，以跨文化研究为方法，研究中华文明的世界性影响；其四，对中华文明传播与影响展开了研究。

　　在期刊的建设中，很多海外汉学家朋友，也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帮助，任愈先生为《国际汉学》题词“广交天下学友，共促文教繁荣”，道出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的平凡真理。第二个案例，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现名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的建立和发展。《国际汉学》创立，使张西平完成了学术转向，但学科发展需要平台、阵地、人才与学科建设等条件。恰在此时，北外中文学院程裕祯院长伸出了援手，他邀请张西平到中文学院主持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工作，并且得到时任校长陈乃芳的支持。于是成立了中国高校首个以海外汉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机构。

　　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第一次大型学术活动是与中外关系史学会和杭州大学历史系合作，1998年在杭大联合召开了“1500-1800中西文化交流史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昇先生和杭大历史系黄时鉴先生的大力支持，这次会议的主要参加者是中外关系史学会的成员，如牛汝极、万明、张国刚、庄国土、吴志良、谢方、武斌、朱政惠、龚缨晏等等，这些学者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从事汉学研究的人，也都是《国际汉学》的作者和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支持和帮助者。在此之后的2006年，北外郝平校长支持，学校决定正式申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并由校领导出面正式聘请著名东方语言专家季羡林先生担任中心名誉主任。在学校65周年校庆上，郝校长正式提出“北外新使命——将中国介绍给世界”这样的战略性口号。

　　由于程裕祯院长、陈乃芳校长、郝平校长、季羡林教授、中外关系史学会一大批学者的呵护，张西平领导的中国海外汉学中心成长起来，成为北外战略发展的领头羊，拿到了国家社科基金办公室的特别委托重大项目《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在全国外语类高校也产生很大影响。同时，中心内部的学科建设也扎实地同步发展，从2010年张西平第一个博士生留校，论文获得教育部优秀论文，到引进海外、北大、本校外系、自己培养等多种渠道，学科梯队也建立起来并得到发展。2014年，中国海外汉学中心更名为“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研究范围从传统汉学研究拓展至比较文化、跨学科理论构建，形成“双向互鉴”的研究范式。这一转变呼应了国家“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强化了学术研究与政策咨询的结合。

　　正是由于在包括几任校长在内的学术上师友的帮助，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形实现了以下特征：1）确立了汉学研究这一跨学科研究领域；2）建设了学科一流人才与梯队；3）出版了学科教材；4）有稳定的学科期刊平台；5）有对外汉语教育学会这样的外围学术支撑。其结果是，科研成果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国际汉学》杂志和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的成长这两个例子说明，作为学科带头人，张西平深感，得良师益友才是人生之大幸，是成功之必由之路。在《我的学术之路》一文中他写道：“在学习中交往，在交往中学习，谦卑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结识的这些先生，学问是如此渊博，待人极为谦和，他们的宁静渐渐洗去了我20世纪80年代所形成的那种浮躁。我发自内心地感到在学问上自己完全是个小学生，必须从头学起。

人不知而不愠

　　张西平的人生和学术道路，有三次变化：一变是从热情的社会关怀到严谨的理论求索，二变是从哲学理论求索到国际汉学的历史钻研，三变是探寻汉学与中国学术之互动，以世界眼光回归中国文化本位，思考中国文化对世界所作出的贡献。这些变化，体现了其学术发展的个性与独特道路。在从事的专业领域有自己的目标，并且坚定地走下去，这需要“人不知而不愠”的自信与意志力。这种源自于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学术定力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实践证明，汉学研究的道路并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作为一门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领域，面临诸多研究上的挑战。例如，从历史叙事上看，欧洲的早期汉学起源于传教士，这种身份角色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往往具有负面形象的意义。事实上，早期汉学的研究主体，具有汉学家与传教士的双重身份甚至兼具科学家等等的多重身份；萨义德（Edward Said 1935-2003）提出“东方主义”后，学术界有人将对域外汉学研究称为“汉学主义”。张西平从历史学上将1500-1800年的中西关系与1840年的中西关系加以分别，以全球史眼光重审1500-1800中国在世界史的地位，走出西方19世纪后所设定的全球史观。从理论上提出以文明互鉴观为指导展开域外汉学研究，在学术上展开批评的中国学。从而对海外中国学（汉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做了较为系统的辨析，对国内的汉学（中国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就研究而言，张西平找到一条坚持以文献发掘和翻译整理为汉学研究的基础的道路，坚持不懈努力，让文献与历史事实说话。就对汉学的外文文献整理而言，就必须将西方学术界所整理的基础性文献翻译出版，这就意味着要进入一种“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工作状态，付出多，收效慢，但张西平不为困难所动，坚持将基础文献的整理翻译作为他的学术团队的重点工作，先后组织了耿昇、郑德第翻译的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的6卷本《耶稣会士书简集》，杨保筠、张明明、全慧等翻译的《中华帝国全志》（4卷），至今他仍在组织翻译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1727-1780)等人编著的《中华杂纂》（16卷，完整书名是《中国人的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回忆录》）的翻译出版工作。现在前者已经基本翻译完成，等待出版，后者仍在翻译之中。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件工作的难度。上述三部文献，构成18世纪欧洲汉学三大巨著，是16世纪至18世纪西方传教士汉学的代表性著作，同时，他还组织了传教士张诚、白晋、傅圣泽、马若瑟等人的传记，《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等早期汉学的基础文献的系列翻译工作，可以说国内西方早期汉学的名著绝大部分都是由他组织翻译、在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从而也形成了大象社在汉学翻译研究上的独有特点。

　　如果说张西平组织对西方汉学三大名著的翻译是为了汲取西方学术界研究的成果，那么，由他和同道学者一起主编的《罗明坚文集》（7卷）、《白晋文集》（9卷）、《卜弥格文集》、《雷慕沙文集》（5卷）、《马礼逊文集》（13卷）、《理雅各文集》（13卷）则是开创了中国学术界直接整理西方早期汉学基础文献的先例。由于这些文献西方人并未整理，因此在国际上是首次整理出版，无论在汉学史研究还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研究方面都具重要学术价值，是中国学者对世界学术的贡献。从手稿的寻找、发现、复制，到与欧洲学者的合作转写与翻译，张西平都付出了极大心血。同时，这些文集的出版则充分显示出他所率领的北外学术团队的强大学术能力和语言学能力，在他的带领下，北外一代年轻学者在成长，杨慧玲、李真、罗莹、谢明光、谢辉、李慧、张明明、全慧等已经构成了北外世界汉学研究的新梯队。

　　17-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今日全球化的起点，对其历史与文献的把握和研究必须立足于全球史观，也就是说，既要做“西学东渐”研究，也要做“中学西传”研究，必须从总体上把握以传教士为桥梁的中西文化交流。张西平是国内为数不多从两个方面发力，并做出成就的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得到肯定。

　　就欧洲所藏西学东渐、中学西传的基础文献而言，在张西平领导下做了两件重要的工作。

　　第一，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这一重大项目，课题组团队共复制完成900余种文献，页数总计387424页，占梵蒂冈藏汉籍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此基础上，项目组对复制的文献进行分类编排整理，逐辑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出版三辑，136册。第四、五两辑也即将出版。这项成果，是中国学术界近百年来对欧洲所藏中国文献的复制整理出版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继敦煌文献回到中国以来，在中国出版的最大一批欧洲所藏的中文历史文献的回归，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学术发展史上重要的事件。我有幸参与这一巨大工程，深感这套文献的整理出版实属不易。

　　第二，张西平团队还对欧洲17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主要由西方学者编纂、著录的欧洲各国公私机构收藏的汉籍目录进行了摸底调查，其成果形成《欧洲藏汉籍目录丛编》（全六册），内容涉及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俄罗斯、瑞典，文种涵盖英、法、德、意及拉丁文。这部丛编虽然只是一个目录，但为后人研究欧洲近代300年来对中国的了解和交流，打下了一个重要的文献学基础。

不知老之将至

　　30多年来，张西平笔耕不辍，在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的《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16-17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先后获得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这两部著作也先后被翻译成英文、俄文出版，他的《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在韩国翻译出版后，受到了韩国学术界的关注与好评。他主编的《世界汉语教育史》接续了前辈的学术传统，拓宽了在文化交流中展开汉语历史变迁的新领域。今年他将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北大出版社出版《中西初识：西学汉籍研究导论》《欧洲藏明清之际珍稀文献研究》《白晋：中法文化交流的奠基人》《中欧文明互鉴研究》《中国知识的全球化进程：中学西传的历史与意义》《世界汉学研究概论》等系列著作，我想这些书出版后，学界会更全面理解张西平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

　　作者简介：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国际汉学》副主编。

　　张西平，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首席专家，《国际汉学》主编，原国际儒联副会长，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