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指导，北京语言大学主办，世界汉学话语能力创新中心、世界汉学中心、汉学与中国学学院（一带一路研究院）联合承办的的北京人文论坛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在本次论坛“中华文明的世界阐释”分论坛，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阿迪力·考肯诺夫（Adil Kaukenov）走上讲台，用流利的中文开始了他的发言：“中亚汉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正式成为文明间对话的独立工具。从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到近代哈萨克学者瓦利哈诺夫，再到当代蓬勃发展的区域汉学，这可以说是星火相传。”阿迪力像展开一幅地图那样，从中亚大地上那些被遗忘的学者名字开始，用一个个中亚历史上的汉学家串起了一条横跨两千年的知识之河。

　　在本次专访中，作为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阿迪力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观察位置。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亚洲和欧洲中间”，承担着“文明的交流之桥”的角色。

　　一、汉学的学术立场：从“三大支柱”到中亚视角的方法论自觉

　　01.“三大支柱”理论的坚持与反思

　　2019年，阿迪力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哈萨克斯坦汉学发展的“三大支柱”：语言能力、专业知识、方法论自觉。

　　六年过去，这个框架是否需要修正？对此，他的回答出人意料地审慎：“教育方面的跨文化系统改变的是非常慢的。这不是一个月、一个星期的，也不能说是一年的事情——这是一个年代的事情。”他坦承，当年提出的三条建议“到现在还是存在”，因为教育系统的深层变革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亚地区汉学研究的停滞。阿迪力观察到，变化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发生：“如果你们去每个中国大学，可以发现有很多中亚国家的学生，特别多哈萨克斯坦人。”这种大规模的学生流动，正在为未来的汉学发展储备人才。但他同时指出，语言能力只是起点，未来的汉学人才还需要深谙中国的经济标准、法律、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

　　因此，“三大支柱”在今天非但不过时，反而更加迫切。阿迪力也补充道，他不再仅仅将其视为学术训练的技术指标。跨文化理解能力的养成，无法被任何发展蓝图加速，只能在一个个具体的人的生命历程中缓慢沉淀。这恰恰是他反对汉学被简单定位为“宣传工具”的原因：真正的汉学需要时间，而时间是不允许被工具化的。

　　02.为什么需要中亚的“中间性”视角？

　　当被问及中亚视角对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时，阿迪力首先回溯了历史：“历史上，中亚和中国有非常深的关系，因为我们都是丝绸之路的国家。”但他也提到了历史中存在的断裂，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联系和交流被中断了。

　　这种深切的历史与新近的断裂的交织，构成了中亚汉学研究的特殊底色。一方面，丝绸之路的记忆深植于当地社会。阿迪力强调，中亚民众对“一带一路”的接受度非常高，“因为有历史的基础，从小在学校里就学到丝绸之路带来了好的共享”。另一方面，独立后仅三十余年的重建工作，使得该地区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人数仍然稀少。他曾在2019年断言哈萨克斯坦仅有7-8人，六年后的今天，“这个严重缺乏的状态”虽有改善，但根本性变化尚未到来。

　　在阿迪力看来，中亚视角的核心价值正在于它的“中间性”：“我们不是西方，也不是中国本身。我们是欧亚国家，既接受了丝绸之路的影响，也有自己的文明。”这种位置使中亚学者能够同时避免西方汉学中可能存在的“东方主义”预设，以及中国本土学者因身处其中而难以察觉的视角局限。它提供的是一种全新的视角，正如他在论坛发言中展示的那样，从中亚文献回看中国历史，往往能发现单向叙事中遗失的细节。

　　在论坛发言中，阿迪力花了大量篇幅勾勒中亚汉学的历史谱系。粟特商人留下的双语碑铭、花剌子模的比较天文学、帖木儿王子访明带回的“中国地图”，以及与他同属一个部落的18世纪学者都瓦惕……

　　最让他动情的是19世纪中叶的哈萨克学者乔坎·瓦利哈诺夫。这位出身部落贵族的年轻人，以商队身份深入喀什，写下了关于新疆的第一手民族志观察。“西方汉学家也承认，他是最了解中国西部的学者之一。”阿迪力说，而瓦利哈诺夫的意义不止于此，他拥有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文明视野。

　　“为什么我说这些？”阿迪力在论坛上反问。“因为中亚汉学的传统从不中断。汉学的生命是成为独立的研究主体，成为文明对话的平等参与者。”这条曾经被苏联体制和西方学术话语双重遮蔽的谱系，正是他今天主张“中亚自主汉学体系”的历史依据。

　　二、从阿斯塔纳到青岛，从语言到思想

　　01.“互相相信”是如何建立的

　　阿迪力的个人学术轨迹，几乎就是中亚汉学三十年变迁的缩影。

　　2002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从那时候到现在，中国不停地改变。”他回忆道。那时的汉学研究是孤独的，全球范围内的汉学家数量稀少，每个人都必须深耕语言与典籍。而现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研究中国的人很多，需要的知识也变得不一样了。”

　　从山东师范大学到复旦大学，他的研究方向从语言转向法律，再延伸到政治与哲学。在复旦的学习经历让他接触到中国的制度逻辑，而回到哈萨克斯坦后，他逐渐意识到：仅仅理解中国的法律文本远远不够，必须进入中国的思想方式与文明底色。

　　当被问及二十多年来中国之行的最大变化时，阿迪力着重说了一个词：“互相相信。”

　　“2000年的时候，如果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会有免签系统，可能大家都不相信，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但今天，两国已经实现了30天互相免签。“这不是中国的改变，这是我们彼此的改变，”他强调，“如果国家不相信，那应该要去办签证、要检查你是什么样的人。现在有了免签，它的意思就是互相欢迎。”

　　在他看来，免签政策是比任何外交辞令都更坚实的文明互鉴指标。它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日常化。“现在哈萨克斯坦人可以去中国，用自己的眼睛看，也可以交朋友。中国人也可以来到哈萨克斯坦，感受中亚风味美食和文化。”这种“人民对人民”（people to people）的接触，正是打破遗留隔阂最有效的方式。

　　三、落差、桥梁与未完成的思考

　　01.中华文明阐释在中亚：谁在接受？

　　话题转向更核心的问题：中国提供的文明阐释框架，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亚社会的接受情况如何？阿迪力的回答坦率得令人意外：“认识的人不多。所以我们不能现在说他们怎么样接受。”他指出，知道这个概念的主要是专家、外交官和学者，“但如果我们说社会水平、老百姓，他们还知道得很少。”

　　为什么会这样？阿迪力的解释是：“当代的中国文明在中亚地区是一个新的东西，我们才开始理解。”相比之下，“一带一路”的接受度就高得多。“大家非常好理解，也非常欢迎，因为有历史的基础”。

　　这意味着，中国视角叙事的有效传播，需要找到在地文化中已有的“锚点”。丝绸之路作为中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正是这样的锚点；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更抽象的政治哲学概念，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教育投入才能落地。学术话语、政策话语与大众认知之间，往往隔着几代人的距离。这也是为什么他反复强调汉学家的任务：“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中国，这是我们的任务。”

　　当被问及如何推进中华文明在中亚的阐释时，他直接提出了具体的信息流通问题，除此之外他还指出语言障碍：“中国有时找不到关于中亚的消息，因为没有我们的语言。反过来其实也是一样的。”真正的跨文化理解需要对称的信息流，中亚需要更多关于中国的可靠知识，中国同样需要更多关于中亚的一手信息。而汉学家的工作，恰恰是在填补这两个方向上的空白。

　　那么，推进文明互鉴的具体路径是什么？阿迪力给出了一个务实的举措。他认为，免签政策是“第一步，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下一步，应该是在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上提升。他提到了一些已有进展：中亚现有13所孔子学院、3所鲁班工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北京语言大学在阿斯塔纳开设了分校——这是中国大学在中亚的第一个分校。但“这还不够”。他提出设想：“我们需要在中亚设立更多中国大学的分校。”

　　02.汉学转型：从少数人的深研到多数人的理解

　　在对话的最后，我们回到了一个更具哲学性的追问：今天的汉学，任务究竟是什么？

　　他说，在每次汉学家大会上，来自拉丁美洲、非洲、欧洲、东亚的同行们都会反复问同一个问题：“现代的汉学和中国学，任务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因为20年、30年前，汉学和中国学关注的人很少。但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很多高科技为世界发展做出共享。所以这个学术领域也改变了。”

　　汉学不再仅仅是精英学者对古典文本的诠释，它必须同时回应普通人对当代中国的理解需求。它不再是一种有局限性的专业知识，而是一种广泛而通用的跨文化能力。

　　丝绸之路从未是单向路，“丝绸之路是一条双向之路。”阿迪力在论坛发言的最后这样说道。中亚汉学的价值，不在于单向地向本国翻译中国，也不在于单向地帮助中国理解中亚，而在于维持这条知识通道的双向流通。从粟特商人的双语碑铭，到瓦利哈诺夫的手记，再到今天阿斯塔纳与北京之间的学生流动，这条通道已经运转了两千年，而它还将继续下去。

　　本文由北京语言大学25级世界汉学与中国学国际人才实验班王伯文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