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阳光刺眼，但照在身上暂时感受不到暖意。这一切太突然了，总觉得我们的马克林教授能活到100多岁。他是那么的乐观、开朗、健谈，又是那么的热爱中国。我和马克林教授相识于2023年5月25日，那天我的导师北京语言大学徐宝锋教授邀请马克林教授来北语，那天的马克林教授穿着黑色的西服套装，脚上穿着一双凉鞋。虽然教授当时的年纪已经非常大了，但十分神采奕奕，思维敏捷，让人印象深刻。随后6月2日我和马克林教授出发去青岛的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在青岛展开为期一周的参观和访谈对话。

马克林教授2023年参观北语

　　01.在著述中走近马克林

　　在访谈马克林前我阅读了他的一些书籍和论文，对马克林教授有了初步了解。马克林教授著作等身，研究广泛，涉及中国形象、澳中关系、中国少数民族、中国戏曲等诸多方向。我对他的《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China in My Eyes,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Since 1949）印象最为深刻，这部作品剖析了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的演变过程。马克林基于自身的亲身经历，对“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修正、补充，致力于为西方读者提供更为全面、真实的中国图景。我将马克林的中国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是因为其研究深入多维，可以很好地支撑起博士大论文的研究框架，更是因为他的研究有具身性，是亲华友华的汉学家对中国的有血有肉的研究，是鲜活具有生命力的学术研究。我也能从马克林的个人研究中感受到澳大利亚汉学的不断发展，随着新中国成立、中西方交往发生变化等，为澳大利亚汉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议题，使得20世纪中期澳大利亚汉学研究涉猎广泛、逐步深入。因此，研究马克林，也意味着将他的著述与经历放回澳大利亚汉学发展的脉络之中，理解个人的学术探索如何与时代变化相互关联。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深刻地感受到马克林教授始终志于亲历中国，80多次来华的经历，使他得以将著述中的中国与亲眼所见的中国相互参照，并在持续的观察与交流中不断深化自己对中国的理解。此外，马克林对中国的很多理解是建立在大量阅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的，因此他的中国研究也具有厚重感。他认为想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全面、更细致、眼光更广阔的认识，在探讨文化差异的同时，必须注意不同文化之间有许多共通的方面，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及既有理论框架的限制，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进而获得更深刻的洞察力和理解力。

《我看中国》书籍封面

　　02.同行与交流中的马克林

　　在青岛期间，马克林教授参观了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对中心的工作表示了肯定，指出中心致力于整合世界汉学问题研究与知识资源，为中外文明互鉴输送更多优质的学术力量。之后，我和马克林教授一起去了青岛的海边，他说青岛的海边很美，还提到澳大利亚的海边。我和教授还一起去了青岛市美术馆，参观了书法作品展、玻璃艺术展，以及水彩作品主题展，教授对此十分感兴趣，都拍照记录了下来，像他之前走过的每一寸中国大地都储存在他的手机里，他的脑海里和他的心中，不断构成了他眼中的中国。剩下的时间马克林教授都留给了我的访谈，之后这个访谈成了我博士大论文的重要支撑，也更加启发了我对他著作的理解。现在回想起来很不好意思，占用了教授周六的一些时间。因为当时的我像十万个为什么一样，一直在问问题，从澳大利亚汉学的发展轨迹到中文与中华文化在澳大利亚的传播与接受，再到澳大利亚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还问了教授眼中的澳大利亚汉学的价值与意义，以及他来中国的所闻所见所学和想象中国与亲历中国的区别。马克林教授都一一详细解答了，让我最终形成了约1.5万字的访谈稿。之后，马克林教授主动问我还需要什么材料吗，让我用U盘直接去他的电脑上拷贝一些珍贵的一手材料，我当时深受感动。我知道这是因为马克林教授热爱中国，与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有着深厚的友谊。我相信只要是北京语言大学研究汉学方向的学生，不论是谁，教授都会这样无私以待。

　　青岛之行结束后不久，2023年6月22日马克林教授又来到了北京，那天我大概记得有40度，但我还是想去车站接教授，因为我有些担心他拿东西不方便。其实，教授他很厉害，不仅在学术上是个中国通，在生活上也是，滴滴打车、线上支付都用得很熟练。7月3日，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受世界汉学中心邀请，马克林教授出席大会并进行了主旨发言。我印象很深刻，参加完会议后马克林赶着回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路程很远，但教授不怕舟车劳顿，只为按时给学生上课。他对教学的认真、对学生的负责，就体现在这样具体的行动中，令我十分钦佩。

　　在博士论文初步撰写过程中，我也通过微信问了马克林教授问题。即使是很简单的问题，甚至是我自己可以通过阅读去解决的问题，教授仍然展开详细解答。例如，我问教授《西方眼中的中国》（Western Images of China）和《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教授详细解释说：“China in My Eyes, Western Images of China该书于2013年由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的英文原版。中文版由我的两位朋友张勇先和吴迪翻译，同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西方眼中的中国》于1999年由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在我更早撰写，于1989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基础上修订和更新而成的。《西方眼中的中国》涵盖了从罗马帝国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形象历史。《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只讨论1949年以来的时期。两本书的部分材料有所重叠，但它们是两部很不一样的著作。”如今回看这段回复，令我感念的，不只是他解答了我的疑问，更是他对一个初步研究者提问的认真。一个看似简单的比较，他从版本沿革、翻译情况到研究范围逐一说明，让我得以厘清两部著作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这份耐心，也让我在阅读他的著述之外，感受到一位世界著名汉学家对年轻研究者的鼓励与支持。

2023年马克林详教授细解释两部著作的区别和我的回复

2023年我和马克林教授在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的合照

　　03.再读马克林的中国研究

　　之后的时间，我系统地开始了论文写作，越深入研究越可以探索到马克林教授的中国研究有诸多值得重视的点。他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独特的文化素养，为推动中澳文化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不仅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特点和民族文化多样性进行了阐释，对中澳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也进行了系统梳理，提供了学习认识中澳文化关系变迁的重要学术资料。他的研究内容并不局限在文化范畴，也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全方位研究和阐述，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更具体、更为深入的中国认知视角。例如，他1999年在《国际社会经济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发表了“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Performing Arts of the Tibetans”一文，主要阐述了藏族表演艺术传统性和现代性间的矛盾及在当代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马克林教授经过对中国藏族地区数次实地考察，并结合文献资料，分析了藏族戏剧、说唱、舞蹈等当代传统表演艺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当代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迅猛，尽管如此，藏族的表演艺术传统没有受到一些人所担忧的破坏，相反，这一时期内藏族文化呈现出传统性复兴与现代化发展相交融的独特景观。该文也分析了藏族表演艺术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变迁。随着经济政策的放宽以及外界影响的加强，藏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得到了增长，奠定了复兴藏族表演艺术的物质条件，藏族表演艺术在艺术形态以及表演内容方面开始向现代化转型。他也积极致力于对华政经关系的学术阐释，解读和辨明澳中关系，激发了相关研究学术方面的活力。例如，马克林教授2023年在《亚洲研究评论》（Asian Studies Review）中发表了题为“Fifty Years of Australian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Some Reflections”一文。马克林教授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虽然澳大利亚不是一个亚洲国家，其未来必须与亚洲联系，尤其是紧密联系亚洲重要国家之一的中国。澳中关系受到安全、外国投资等方面问题困扰，他主张改善两国关系，强调良好外交以及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马克林教授客观分析了澳中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的历程与演变，具有较强的理论视野，不仅仅具有对双边关系的长期跟踪视角，同时也具有相对独立的思维能力。他以1972年澳中建立外交关系作为起始点，表明在这几十年中，澳大利亚已经在若干关键时刻显示出了相对独立的对华政策。在此基础上，马克林教授还具体提出了澳大利亚应对中国的政策建议，要减少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的对抗性，维护自身经济和战略利益。

　　从现实层面来看，马克林教授的研究成果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也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对促进澳中友好、维护中澳关系健康、正常、顺利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马克林还以厚重的文化解读和体系性论证，推动了中澳两国学术的交流与沟通，为增进中澳文化的友好合作作出了贡献。在比较文化研究的大视野下，马克林教授将中国放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他的研究超越了西方社会中有关中国的片面认识，以此回应并反对西方对中国的误解。他侧重展现中国发展逻辑的特性，并努力纠正西方单一的观察视角，从而在世界学术领域塑造一个更为客观和完整的中国形象。对于中国政治以及外交关系的问题，他对中国政治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轨迹做了阐释，他的研究为国际社会理解中国提供了学术参考。对于中国的历史经验问题，他指出中国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而不断调整外交政策与外交手段。他阐释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在外交活动中平衡了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地区安全。

　　在写博士论文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些问题未能得到充分展开，也遗憾自己未能很好地呈现马克林教授的中国研究。想到他在研究过程中给予的诸多支持，我曾写下一封手写信，向他表达感谢与歉意。对此，教授给予了我理解与安慰。这份体谅，让我在感念他学术上的帮助之外，也更加难忘他对后辈的宽厚。

2025年我的手写信

　　04.留在字里行间的温厚

　　在撰写论文初稿的过程中，我向我的导师徐宝锋教授请教，也向北京外国语大学何明星教授请教，两位老师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也启发了我向马克林教授要一些一手照片的想法。我向教授要了25张照片，教授认真仔细地找了极具代表性的照片。例如，拍摄于1966年圆明园的他和家人朋友的合照，以及他分别在1965年和2018年在延安拍摄的照片，背景是同一座桥、同一座宝塔、同一条河流。每一张照片教授都配以了文字说明，让我更好地理解照片拍摄的背景。这些照片成为了我博士论文具有价值和意义的一部分，也让我对他的中国研究有了更具体的理解。尤其是相隔五十余年的两张延安照片，让我直观地感受到，他与中国的联系跨越了漫长的岁月，而他的研究也与这些亲历的见闻紧密相连。

　　后来我参与了《唐诗中的营州歌》的写作，想请马克林教授给我写两句推荐语，我和教授说：“如果您能抽出时间，为本书封面撰写一段简短的推荐语，我将深感荣幸。您在唐代研究方面的造诣，以及您在推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方面的重要贡献，会使您的推荐对这本书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教授回复说：“祝贺你，我认为这本书很棒，我很乐意为它写一篇简短的简介。我认为这个主题很好。”教授写的推荐语涉及了书籍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关注了书中呈现的政治与文化。他的文字让我感受到，他十分认真地从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给予具体的评价，是一份珍贵的鼓励。

1966年马克林教授与家人、朋友在圆明园的合影

2025年马克林教授对1966年圆明园合影的说明及我的邮件回复

马克林教授1965年和2018年在延安拍摄的照片

2025年马克林教授对两张延安照片的说明及我的邮件回复

2025年我和马克林教授在北京语言大学的合影

　　马克林教授把我想要的代表性照片发完后，最后发了一张我与他的合影，这让我深受感动。

2025年我与马克林教授就两人合影的邮件交流

　　过去阅读马克林教授的著作、论文，整理马克林的照片，很多时候是为了理解问题，完成论文。如今在写这篇追忆小文的时候再次打开它们，我会想起那个耐心回应我的问题、认真为照片配上说明的马克林教授。与教授相识之后，我对他的学术著述逐渐有了更多具体的感受。再读他的中国研究，我会想起交流中他谈到的见闻，也会想起他对教学的认真、对后辈的宽厚。这些经历，让我在理解他的学术工作时，也看见了投入其中的人。对教授的研究还会继续，但今后已经无法再向他本人询问。之后的日子里我会重新思考论文中尚未充分展开的问题，也会妥善保存他留下的材料和我亲历的真实记忆。感恩相识，永远怀念。